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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罷《南渡北歸》，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大師們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傾倒眾生的人格魅力，光輝深邃的文化造詣，起伏多舛的命運轉折，無不讓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難以釋懷！在緬懷心目中那些難以企及的大師的時候，更應該思考是怎樣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時期產生如此耀眼的群星。
大師，是人類永遠的文化財富。
然而，從抗戰勝利到現在，中國幾乎沒有走出幾位大師，與彼時的大師云集相比，不僅是相形見絀，甚至可以說是有云泥之別。
我們需要透過歷史的嫻云，從已經遠去的大師的背影中尋找大師成長的淵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讀書人的精神狀態。
抗日戰爭與**對于知識界是兩個艱難的歷史時期。
在抗戰八年中，無論是幾近雙目失明的陳寅恪，還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講“紅樓”的劉文典，都在日機轟炸、物價飛漲的艱苦環境下，不僅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還在自己所從事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而**后的知識分子，又是什么樣子呢？陳丹青對1979年“**”后第一次文代會的描述是這樣的：“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紺弩、丁玲、蕭軍……一個個都是劫后余生。
我看見什么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這些文學藝術界翹楚的面貌，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是萎靡的。
自古以來，即使文人相輕，但每一個文人心中都有強大的精神與風骨。
古代是出將入相、治國平天下的目標，激勵他們十年寒窗苦讀；而近代，則包含著愛國情懷、對西方列強的不滿、對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強烈向往，這種復雜的情感成為知識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抗日戰爭中，日寇的鐵蹄使國家山河破碎，雖然知識分子親友離散、生活窘困，但所有這些在給予他們打擊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他們的精神，激起了他們的斗志——這是抗戰時期中國科學界非但沒有崩潰，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中“殺人誅心”式的批判不僅傷害了知識分子的肉體，更重挫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和風骨，這種身體上和心理上的雙重痛擊直接導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
缺少了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學術界，無法孕育出獨當一面的大師，實在是一件太正常不過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和學術環境是制約大師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從封建社會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到**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再到改革開放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短短幾十年中人們對知識的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1977年恢復高考，這無疑是重新確立了文化知識的重要性，從中國人口現狀和文化傳統來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應試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問題重重。
一方面高考制度給了所有人一個奮斗目標，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揮棒導致了唯高考馬首是瞻，又極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創新能力，直接導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卻鮮有居于金字塔頂端的大師的出現。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國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階級差距則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識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識分子——這個看似十分不協調的體制卻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師群體。
陳寅恪們大多生于書香門第，一方面自小接受傳承至今并不斷發展的中國古典文化，一方面學習先進創新的近現代西方科學。
自晚清開始，西學東漸，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體系一直持續，到此時方完成了質的飛躍，而這個飛躍的最突出表現就是大師的出現，從而實現了文化界的繁榮盛景。
而今天呢？我們最為缺乏的正是傳承和耐心。
在這種急功近利的狀態下，文化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積淀，在這種丟掉了“百年樹人”教育真諦的浮躁中，又如何能產生大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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