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廢名禪學思想由“觀心看凈”到“無相無念無住”的轉變，導致其創作由空靈靜寂轉向自由灑脫，呈現出不同的風格特征。
《竹林的故事》、《桃園》、《棗》、《橋》是第一階段的代表作。
這一時期的小說從整體上看是遠離現實人生和當代社會問題的，即使有，卻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后來，我們幾乎找不到半點當時甚為時尚的作家主觀的對于現實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議。
《菱蕩》所描繪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
小說《橋》更是廢名精心營造的通向寧靜禪境的美麗橋梁。
作品中的史家莊，處處是“東方朔日暖，柳下惠風和”式的平和寧靜，人們男耕女織、知足常樂，人性淳美，古風習習。
小林、琴子、細竹無論是兒時還是長大后均天真、純樸，他們和睦相處，一反一般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三角戀愛的生活模式，絲毫沒有情人與情敵之間的種種猜測、懷疑與色心斗角。
廢名只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幅靜美的中國畫，卻并不引導人們去著力思考社會現實問題。
靜寂意境的營造是這個時期小說的另一個美學特征。
《菱蕩》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總是那樣的寧靜，它深藏在茂密的樹林之中，一道河水，一個水洲使它遠離縣城的喧囂與熱鬧，偶爾聽得見深林中斧頭砍樹的聲響，水的唧唧聲以及聾子、張大嫂們那些似斷非斷的三兩聲打趣，給人一種“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的感覺，一切最終還是消融在無垠的靜謐之中。
廢名筆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壯年卻也是半聾半啞，如《菱蕩》中的陳聾子，《橋》中的三啞等，他們的單純、質樸、少受塵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們沒有如簧的巧舌去制造那些令人作嘔的噪音，他們精神豐富而形式卻簡單寧靜。
陳聾子便具有極強的象征意義，因為耳聾，他的世界永遠是寧靜的，塵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聞，也不見他輕易說話，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體認世界萬物的真如本相。
在靜中彌漫著一股孤獨、清冷的氛圍，透露出一種孤寂之感，是廢名意境的重要特點。
在廢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墳、送路燈、落日、簫、孤雁、廟檐上的風鈴、碑、樹蔭等意象符號，以造成一種神秘、清幽、孤獨的氣氛。
《橋·習字》寫小林看雁陣，也引發出一種孤獨之感：“遠遠兩排雁飛來，寫著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氣，沒有太陽，也沒有濃重的云，淡淡的兩手撫著母親的發，盡盡的望。”仿佛那天底下便只有這“一人”了。
小林一開始認字便是這“一人”二字，在廢名也許是頗有深意的。
廢名這一時期的創作消解現實意義，隱逸了情感傾向，突出的是靜寂的詩的意境，而構成這靜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達的對于自然、人生的直覺與頓悟。
廢名小說可以說是直覺的大串聯，《菱蕩》中這樣寫菱蕩的水：“如果是熟客，繞到進口的地方進去玩，一眼要上下閃，天與水。
停了腳，水里唧唧響，——水仿佛是這一個一個的聲音填的！”在廢名小說里，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通感與聯覺的運用，如“草是那么吞著陽光綠，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清的唧咕”，由視覺而聽覺，二者融為一體，這種通感，聯沉正是直覺思維的一個重要特征。
廢名的語言是跳躍式的，簡潔而空靈，因其空靈，如果沒有充分的聯想、想象，句與句，段與段之間就會產生一種“隔”的感覺，令讀者如墜云里霧里。
比如寫花紅山，“沒有風，花似動，——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如果說前一個比喻“花山是火山”還不是很出格的話，后一個比喻卻如同飛來巨石，一不留意便會砸得暈頭轉向。
廢名這樣的一種語言的獨特性與他強調主體的感覺、頓悟直接相關。
要傳達出獨特的感覺必須需要獨特的語言。
因此，在廢名那里，獨特的語言與獨特的感覺是那么渾然地融為一體。
第二階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說《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兩個未完成的長篇以及部分詩作與散文。
現實性加強是此一時期創作的一個重要變化。
在前期他盡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現實功利意義，盡量為自己營造一個寧靜的“夢”境，但之后我們從廢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會與時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會現實所賦予作者的喜怒哀樂，正如莫須有先生所說：“世上沒有一個東西不干我事，靜極卻嫌流水鬧，閑多翻笑白云忙。”《莫須有先生傳》盡管在創作時間上與《橋》相去不遠，但即使是在寫《橋》的時候，廢名的思想也已開始顯得“凌亂”，一方面，他留戀于“拂塵即凈”的“夢”，那便是《橋》，另一面卻又顯示著對現實實有世界的莫大興趣，預示著其思想上將朝著新的一路發展，《莫須有先生傳》便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莫》是一部在風格上 與《橋》截然不同的作品。
廢名曾稱他的《莫須有先生傳》是學習莎士比亞和《堂·吉訶德》的結果，他在與鶴西的一封通信中說：“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亞與西萬提斯他們兩位。
他們似乎不象Flaubert那樣專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飯吃。
他們真是‘頂會作文章的人’！他們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減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們在這里看得見一個‘完全’的人了。
頂會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個生活的能手，乘風破浪，含辛茹苦，隨處可以實驗他的生存的本領，他大概是一個‘游民’，逐水草而居了。
……屠格涅夫說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是代表一個理想派，……我的意思則適得其反，他是——他是一個‘經驗派’，耍了一個猴戲給我們看。”在廢名看來，頂會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現實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間煙火，他應該是“逐水草而居”，應該是“經驗派”。
《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這一段現實生活為藍本的自傳體作品，是現實的，卞之琳評價說“是寫他自己的‘狂人日記’，他對當時的所謂‘世道人心’笑罵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注：卞之琳：《馮文炳選集·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
廢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們想起禪師們的“饑來則食，困來即眼”的生活態度。
對真實性的自覺追求是這一時期廢名創作的另一重要特征。
此一時期，作為整體性的“菱蕩”、“橋”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蕩然無存。
他的創作是真實的、隨意的。
《莫須有先生傳》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除了“莫須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記錄，是自傳式的小說。
如果說廢名前期的小說多寫自然之景并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體驗、感覺與直觀頓悟的話，那么，此一時期作者更多的注重敘事，并在這些自傳式的事件中滲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真實。
廢名這一時期對于散文的鐘情亦可見他在創作上的傾向實有自然之境。
因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寫實的，非想象非虛構的，他說，“我現在只喜歡事實，不喜歡想象。
如果要我寫文章，我只能寫散文，決不會再寫小說”（注：《馮文炳選集·散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
后來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說如《浣衣母》、《河上柳》等還原為散文，其目的便在于欲擺脫前期小說的虛影而使其所敘人事更原始、更真實、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時期，語言的無所顧忌與先期簡潔、晦澀形成鮮明對照。
廢名表現出來一種強烈的表現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斂自己的情思了。
其情感思辨常常毫無顧忌，毫無遮攔地傾泄出來。
如果說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爾有些零星式的點綴的話，在《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后》則是大段大段地抒發了。
如前所述，這一時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散文創作，理由之一正是出于一種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現自己的考慮。
他把《浣衣母》《河上柳》還原成散文，也正是在這篇題為《散文》的文章中，我們看到了作者在表達自己情感思想上與小說的不同而顯得更為直接。
這一時期，廢名語言的句式越來越符合常用的語法規范，語句較長，較緩，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詞也力避奇僻生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