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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繁華喧囂的程度，大抵可以用出租車的數量來衡量。
聽說北京的街道上，每天都奔跑著八萬輛出租車（不含無照黑車），如同一個城市每天都被打包，裝在出租車上一樣。
那八萬個出租車司機，并不是八萬個普通人，他們是八萬個移動的遠程喇叭和口才上佳的國家政策傳聲筒與義務宣傳員。
全世界都在驚嘆北京出租車司機的好口才，驚嘆他們對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皇宮街巷無所不知。
當然，你坐上那棕黃兼白色的出租車后，他們最愛跟你說的和生活中的雞蛋、韭菜、炸醬面大相徑庭，而在他們看來，完全就是日常餐桌上的蘿卜白菜——平常但不可或缺的政治與國家大事。
他們談論公眾人物，就如同談論他們親戚中的小舅子;說中南海的一些見聞，就如同談論胡同里四合院中廳堂間擺的桌子和椅子。
不關心國家大事，是不配做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的。
我之所以愛坐出租車，也多少是因為愛聽他們那帶有幾分夸張的廣播和宣傳。
如果哪次坐上出租車，沒有聽到司機高談闊論地跟我聊國家政治，我就會覺得這趟出租白坐了，白白花了我的幾十元錢。
尤其去機場或從機場回家，出租車費每次上百元，那是一定要從他們嘴里買些“國家機密”和趣聞逸事的。
然而前天，我從機場返回家時，那個三十幾歲、身材微胖的司機卻一反常態，無論如何都不肯和我多說一句話。
從我上車到將至家門口，一個多小時的車程，無論我問什么，他都是點頭或搖頭，一定要開口說話時，也只會說出三個字：“不知道。”
這讓我有些意外了，讓我千真萬確地以為，我花上百元坐的出租車是去聽繁華鬧戲卻進了啞劇場。
搭乘著這輛啞然的出租車，出機場，過五環，到四環，再從四環路隨著螞蟻搬家般的車隊走上三環路，就在我因為聽不到闊談的聲音而失望到疲勞睡著時，出租車司機把我搖醒了。
他告訴我已經到家了，并問我：“你知道我今天為何不愛說話嗎？”我怔怔地提著行李下了車，站在車邊望著他，望著他那豐潤的臉和紅亮的唇。
他停頓了一會兒，朝我笑一笑，說他老婆晚婚晚育終于住進婦產醫院快要生產了，他昨夜做了一個夢，夢里說：他今天跑車如果一天只說十句話，他的兒子可能是皇帝;如果說上五十句，就要降為宰相、總理、部長這一級;如果說話超過了一百句，就只能是司長、局長了，天天開會念文件，唇和舌頭忙個不停。
他告訴我這些時，臉上有些憋不住的神秘和失落，如明明可以考得更好，卻只差半分沒有考到最好的學生那樣。
“你今天一共說了多少句話？”我問他。
“最少上千句。
”他笑著對我說，又從車窗探出頭來解釋，說他今天一天跑車，忘了昨夜的夢，見了我才又想起來。
他拉著我一路都在回憶和估算他今天一共說了多少話，說的內容是什么。
他一整天話是說多了，可好在說的都是政治，都是國家大事。
根據他今天說話的多少和內容看，他家將出生的兒子未來不是總理、部長、司長和廳局長，而是一個國家新聞辦公室的發言人或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的主持人。
司機說完朝我笑一笑，開車駛進了車來車往的汪洋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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