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六朝散文………

六朝的散文

六朝文筆之分──六朝散文的重要──抒情小品的流行──劉琨、郭璞等──王羲之、獻之父子的雜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與《自祭文》等──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王融與孔稚──梁代諸帝與蕭統──沈約、任、江淹等──何遜、吳均等──劉峻的《廣絕交論》──丘遲的《與陳伯之書》──徐陵、沈炯、陳叔寶、江總等──六朝宗教家的活躍──本土思想對于佛家思想的反攻──慧琳的《白黑論》──顧歡的《夷夏論》──范縝的《神滅論》──《抱樸子》與《金樓子》──六朝的史書作者

○一

六朝文章有“文”“筆”之分。

文即“美文”，筆則所謂應用文者是。

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謂：“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亦謂：“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

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又謂：“至如文者，惟須綺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是則，所謂“文”者并不是以有韻者為限，只要是以“綺紛披”之文，來抒寫個人情思者皆是。

當然“文”是包括了詩賦在內的。

但如制誥章奏之流，便是所謂“筆”了。

故除了“應用文”之外，凡“文章”皆可謂之文。

《南史·顏延之傳》：“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

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梁書·劉贊傳》：“幼孤，兄弟相勵勤學。

并工屬文。

孝綽常曰：‘三筆六詩’。

三即孝儀，六孝威也。

”這里所謂“詩”，便是延之之所謂“文”。

直到中唐，還有此別。

趙《因話錄》云：“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

韓文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

”實則，六朝之“文筆”，相差也至微。

即所謂朝廷大制作，也往往是“綺紛披，宮徵靡曼”的。

我們可以說，除了詩賦不論外，其他六朝散文，不論是美文，或是應用文，差不多，莫不是如隋初李諤所攻擊的“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的云云。

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散文，便是“古文家”所集矢的。

后人的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便是斷定了六朝文是要歸在“衰”之列的。

但六朝的散文果是在所謂“衰”的一行列中么？其文壇的情況果是如后人之所輕蔑的么？這倒該為她一雪不平。

把什么公牘、記載之類的應用文，都駢四儷六的做起來，故意使得大眾看不懂，這當然是一個魔道。

但如個人的抒情的散文，寫得“綺紛披，宮徵靡曼。

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難道便也是一個罪狀么？在我們的文學史里，最苦的是，抒情的散文太少。

六朝卻是最富于此類抒情小品的時代。

這，我們可以說，是六朝的最特異的最光榮的一點，足以和她的翻譯文學，新樂府辭，并稱為鼎立的三大奇跡的。

在我們的文學史里，抒情小品文之發達，除了明、清之交的一個時代之外，六朝便是其最重要的發展期了。

明、清之交的散文的奇葩，不過如“曇花一現”而已。

六朝散文則維持至于近三百年之久，其重要性，尤應為我們所認識。

其他論難的文字，描狀的史傳，也盡有許多高明的述作，不單是所謂“月露之形”、“風云之狀”而已。

○二

抒情的散文，建安之末，已見萌芽。

子桓兄弟的書札，往往憶宴游的愉樂，悼友朋的長逝，悱惻纏綿，若不勝情，已開了六朝文的先路。

正始之際，崇尚清談，士大夫以廖廓之言，袒蕩之行相高，更增進了文辭的雋永。

五胡之亂，士族避地江南者多，“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在這樣的山川秀麗的新環境里，又浚啟了他們不少的詩意文情。

于是便是應用、酬答的散文之間，也往往“流連哀思”，充滿了微茫的情緒。

東晉之初，劉琨、郭璞并為重要之政治家。

琨勇于任事，有澄清中原之志。

所作章奏，辭意慷慨，風格遒上，像《上愍帝請北伐表》、《勸進元帝表》等等，痛陳世勢，指數方略。

“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在食土之毛，含茹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

”當此之時，惟有“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

”（《勸進元帝表》）其言都是出之以蓬勃的熱情的。

然時勢已不可為，軍士乏食，一籌莫展。

“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十發；編草盛糧，不盈二日；夏則桑椹，冬則[B17G]豆。

視此哀嘆，使人氣索！”（《與丞相箋》）終于在這種情形之下為悍將段匹所殺！

同時有盧諶的，字子諒，范陽涿人，尚武帝女滎陽公主。

劉琨以為司空主簿。

其與琨贈答的簡牘，頗為世人所稱。

又琨被殺后，諶上《理劉司空表》，痛切的申琨之志，理琨之冤，頗能揭發當時姑息之政的內幕。

郭璞著書極多，大都為注釋古書者。

如《爾雅注》、《方言注》、《三蒼注》、《穆天子傳注》、《水經注》、《楚辭注》等等。

璞以阻王敦謀亂被殺。

看他的許多表奏，對于天天在崩壞的時局，他是很能注意到，而要加以匡扶的。

為中興重鎮的王導，字茂弘，瑯邪臨沂人，成帝時，進太傅，拜孫相，咸和五年卒，年六十四。

所作書札，類皆指揮、計劃當時的政治與時事的。

而措辭沖淡，中多至情披露之語，其抒寫也頗有情趣。

同時又有殷仲堪、陶侃、溫嶠、庾亮諸人，皆為主持朝政，或獨當一面者。

其互相贈答的文札，或指陳政局，或相與激厲，在疏理陳辭之間，亦復楚楚有情致。

仲堪，陳郡長平人，為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

安帝時為桓玄所敗，自殺。

侃字大行，鄱陽人，拜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又加都督江州，領刺史。

咸和七年卒，年七十六。

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亮則為晉國戚，久居政府。

他字元規，潁川鄢陵人。

嘗鎮武昌，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當時文士的東道主之一。

世家子弟的王羲之，字逸少，瑯邪臨沂人，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321－379）。

以善書得盛名。

所作簡牘雜帖，隨意揮寫，而自然有致。

所論皆家人細故，戚友交往，乃至贈賚雜物，慰勞答問。

雖往往寥寥不數行，而澹遠搖蕩，其情意若千幅紙所不能盡，這是六朝簡牘的最高的成就。

一半也為了他的字為后人所慕，故此種雜帖，遂保留于今獨多。

姑舉二三例：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

至家乃解。

尋憶乖離，其為嘆恨，言何能喻。

聚散人理之常，亦復何云。

唯愿足下保愛為上，以俟后期。

故旨遣此信，期取足下過江問。

臨紙情塞。

王羲之頓首。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奈何夸何！吾衰老，情之所寄，唯在此等。

奄失此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臨紙情酸！

奉橘三百枚。

霜未降。

未可多得。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

不一一。

羲之問。

他的《三月三日蘭亭詩序》為古今宴游詩序中最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

”雖沒有什么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又從宴樂感到人生的無常。

雖不是什么極雋妙的“好辭”，卻自有羲之的清澹的風格在著。

大約這《蘭亭序》之所以盛傳，又半是為了他的書法之故罷。

后人翻刻之石，至有五百帖以上。

羲之子獻之，亦以善書知名。

他字子敬，尚新安公主。

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征拜中書令卒（344－388）。

所作雜帖，傳者也多：

鏡湖澄澈，清流瀉注。

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像二王的種種雜帖，假如不是為了書法美妙之故（集中是不會全收的），恐怕是不會流傳到后世來的。

六朝的一部分社會情態，文士生涯，往往賴斯為我們所知。

故在別一方面看來，也是頗可注意的。

從其間，所謂“六朝風度”者，往往可于無意中領略到。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嘗為殷浩建威長史。

浩敗，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

轉永嘉太守，拜衛尉卿。

有《至人高士傳贊》二卷，《列仙傳贊》三卷，《孫子》十二卷，今不盡傳，傳者惟詩文若干篇。

（《全晉文》中有《孫子》及《至人高士傳贊》及《列仙傳贊》殘文。

）興公長于哀誄碑版之文。

政府要人死后，其碑文出于他的筆下者不少。

東晉之末，有詩人陶淵明，他的散文和他的詩一樣，全然是獨立于時代的風尚以外的。

貌若澹泊，而中實豐腴，和當時一般的作品，慣以彩艷來掩飾其淺陋者，恰恰立于相反的地位。

他的《五柳先生傳》是自敘傳，是個人的自適生活的寫真。

其《桃花源記》，卻欲以這個個人生活推而廣之，使之成為一個理想的社會了。

原因是，見了當代的喪亂，故不得不有托而逃。

“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更何有于晉、宋的紛紛攘奪呢！但桃花源究竟是不會有的。

在整個龍爭虎斗的社會里，怎么會有什么避世的桃花源呢？故遂以“迷不復得路”結之。

但淵明究竟不是一個自了漢。

他不完全提倡一個消極的躲避的辦法。

故桃花源也遂成為積極的思想，社會的模范，像“烏托邦”（Utopia）、“共和國”（Republic）、“新大西洋”（New　Atlantic），那樣的一個“避”秦之地。

避秦之地終于是一個寓言的世界，于是五柳先生遂不得不逃于酒，在醉鄉里，也就是在理想國里，躲了過去。

淵明全部理想幾全可以此釋之。

所以他不僅是一位田園詩人，徹頭徹尾的詩人，而且是偉大的政治理想家。

但他的所作，其重要性還不完全在此。

卻在于他的特殊的澹泊的風格，在于他的若對家人兒女談家常瑣事似的懇切的態度。

他不用一個濃艷的雕琢的辭句，他不使一點的做作的虛矯的心情；他只是隨隨便便的稱心稱意的說出他的整個情思來。

純然以他的真樸無飾的詩人的天才，來戰勝了一般的慣好浮夸與做作的作家們。

這便是他的真實的偉大的所在。

無論在詩，在散文方面，都是如此。

故他的散文，如《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等之外，《與子儼等疏》、《祭程氏妹文》、《祭從弟敬遠文》及《自祭文》等，也是真實的杰作。

又淵明除了風格的澹遠以外，其他是純然的一位承襲了魏、晉以來的風度的人物，一位純然的《世說新語》里的文士。

他和他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里所述的龍山落帽，“好醋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的孟嘉，乃是真實的同志。

他自己是“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有喜。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與子儼等疏》）“性嗜酒，家貧不能恒得。

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即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五柳先生傳》）像這樣一位坦率任性的人物，誠是“竹林七賢”以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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