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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六十年一甲子，一部鄉村發展史，就是一部共和國發展的歷史。
從大寨到小崗，從南街村到華西村，從烏沙村到三元里……這些中國村莊的代表，以其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發展模式，為中國鄉村命運的轉變作出了最生動的注解。
這些村莊，或因為重大事件，或由于重要人物，從一個單純的地理名詞轉而擁有了自己獨特的意義，并成為時代變遷的標志。
曾經，大寨是全國農業發展的樣板；小崗是包產到戶的急先鋒；南街村意欲走向“大同世界”；大邱莊因“以鋼為綱”而紅極一時；華西村更有著不同“版本”的傳奇色彩；而名不見經傳的烏沙村和三元里，和許多村莊一樣，還在尋找著屬于自己的發展方向。
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結局。
江蘇華西村，2008年年產值據稱高達450億元；小崗村也在尋求轉型；大邱莊則否定了當初的發展模式；外企的進入讓烏沙村一夜間“麻雀變鳳凰”；至于三元里，城市和工業化的發展，讓農民實實在在地受益……
在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前夕，《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特地回到當年鄉村，帶您回到歷史現場，一起去尋找那段歷史的記憶。
大寨：七千分之一的奇跡
20世紀60年代，全國曾展開轟轟烈烈的“農業學大寨”運動，40多年過去，工業化已成為大寨發展的新動向，目前該村僅有不到10%的人在從事農業。
“大寨羊毛衫，溫暖您的心”；“食大寨陳醋，走健康之路”。
站在大寨村口，環顧四周，能看到的，除了這些醒目的標語，還有大寨牌水泥、大寨酒、大寨牌襯衫、大寨牌鋁塑管、大寨牌核桃露等廣告，與村口大門上鮮紅的“大寨”二字和“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標語，相映成趣。
20年前，人們很難想象，一個200余戶人家、500多口人，總面積僅有1.88平方公里的小山村，會在中國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時至今日，它依然不斷被人們提起。
處于太行山腹地的山西省昔陽縣大寨村，解放前，窮山惡水，七溝八梁一面坡，群眾生活困苦。
解放后，以陳永貴、郭鳳蓮等為帶頭人的大寨集體，決心改變落后面貌，戰天斗地，治山治水。
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開辟了層層梯田，通過艱苦勞動，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
1964年，在**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農業學大寨”的高潮，大寨從此成為農業的一面旗幟。
1980年代初，全國掀起包產到戶的熱潮，大寨獨走自己的集體之路。
今天，縱觀全國發展較好的7000個村莊，基本上實行的都是土地集體耕作，大寨就是其中之一，成為不走尋常路的七千分之一，并且一直充滿獨特的活力。
今天，當我們再次將焦點轉移到大寨時，包括小崗村在內的很多村莊，關注的已不再是大寨的農業經營模式，而是它的“非農”產業。
依托名地、名人，打造大寨品牌，可以說是大寨人最精明、最成功之處。
如今的大寨，擁有30多個冠有“大寨”字樣的知名品牌，“大寨”這個品牌的無形資產給村里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來大寨旅游的客人，要求喝“大寨”酒，飲“大寨”核桃露，吃“大寨”壓餅、窩頭。
在著力打造“大寨”經濟品牌的同時，“大寨”品牌所凝聚的巨大精神價值也開始為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并了解。
大寨的當家人郭鳳蓮自豪地說：“我們利用品牌搞聯合，利用資源出產品，既宣傳了大寨本身，又把溫暖送給人民，還提高了經濟效益。”
抓住機遇的大寨，如今已開發成為一個成熟的農業旅游區。
層層梯田莊稼蔥綠，片片池水波光旖旎，處處果園碩果累累。
現在，只有不到10%的人在從事農業，更多的是在企業里做工人，畢竟林立的旅游公司、毛紡廠、針織廠等都需要工人。
雖然仍舊實行公社分配制度，但也不排除家庭經營，只要每年向公社交1000元錢，就可以享受公社的福利。
醫療免費，教育免費，養老金照發。
“如果農業是大寨立村之本的話，那么改革開放就是大寨的強村之路，艱苦奮斗就是大寨的創業之魂。
”這是郭鳳蓮常愛說的一句話。
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洗禮，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中，大寨早已隱去了它神秘的光環，回歸既往的山村本色，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它行進得沉穩而踏實。
南街村：“大同”道路能走多遠
一度被媒體稱為“紅色億元村”，曾以“共產主義小社會”理念而聞名。
6月，正是河南農村的麥收季節。
現代化農業機械的引進，大大縮短了農民們的麥忙時間，南街村周圍的麥田里，遠遠望去，只留下大片大片收割機作業后整齊的麥茬。
正在路邊忙著曬麥子的村民高興地說，“今年麥子有好收成了”。
幾天前，他們的“班長”王宏斌頂著晌午的大太陽，帶著領導班子站在地頭，指揮他們收小麥。
南街村的經濟發展模式及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融資方式歷來備受爭議，自從南街村股權改革被媒體曝光后，王宏斌似乎不太愿意接受媒體采訪。
1986年，全國農村紛紛推行“包產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而南街村卻在王宏斌的帶領下，重新走上了集體化道路。
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團第25次股東會議后，原本由5家集體股東構成的南街村集團進行了股權結構變更。
這次股權改革徹底使南街村這個“共產主義新農村”、“紅色億元村”的形象土崩瓦解。
一時間，“共產主義樣板村股份化了”、“領導私分集體股權了”、“南街村集團快破產了”……各種質疑聲音不絕。
王宏斌，這位南街村集團的掌舵者、當家人，當年集體化道路的踐行者再次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有人斷言：南街村，這個堅守了近30年的烏托邦式理想行將終結。
事隔5年，批評惋惜的聲音逐漸淡出，在這塊1.7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或褒或貶的爭議背后，南街村依然還在堅守“**思想、集體化經濟才是致富法寶”的精神。
不管外界的批評如何尖銳，王宏斌并不認為南街村集團的改革是對集體化經濟的背叛。
在他看來，南街村集團的股權改制只不過是為了更好地適應集體經濟的發展需要，“完全是一種形式，為了湊夠股東人數”，本質上沒有什么變化。
證明股改后集體經濟性質沒有變化的是，王宏斌等股東還領著村里統一的福利，每月拿著250元的工資，從沒拿過什么分紅。
對于外界的質疑，他把2004年南街村的股權改革歸結為自己“對有關法律文件學習不夠”。
就在輿論紛傳，南街村走“大同”道路的理想將破滅之時，記者在南街村看到，村民們似乎并沒有受到多大影響。
這里的村民依然住在統一的村民樓里，免費享受讀書、就醫等多項福利待遇，月月都能領到工資。
每日清晨《東方紅》的歌聲依然那么嘹亮，工廠里的工人們仍然忙碌萬分。
一位村民告訴記者，2004年后，南街村其實還是在堅持走集體化的老路子，“班長”每月還是拿著一成不變的250元工資，村民們幾乎還是享受著統一的福利。
如果說變化，那就是“旅游景點比以前多了兩個”。
有人說，南街村的發展模式自始至終是個錯誤，但不管怎樣，南街村依然在“大同”的道路上前行，至于未來的前景如何，要交由歷史來見證了。
小崗村：徘徊在集體與個人時代
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1978年末，率先在全國實行“大包干”，此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聲。
進入21世紀，小崗村開始重走“集體農業”之路。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而農村改革又是從小崗村的“分田單干”開始的，小崗村作為改革的先鋒，受到各方矚目。
想象中的小崗村是鳳陽花鼓、改革先鋒、朱元璋……沒有到過小崗村的人，總是先入為主地給小崗村貼上各種標簽。
沿京滬線，經安徽蚌埠，一路向東，車行三個多小時，正午時分，駛入標志性的樓牌后，終于進入小崗腹地。
走在小崗村，有兩座“雕塑”格外引人注目，一座是新擴建的大包干紀念館，一座是村民文化廣場上石雕版的**語錄，這兩座東西相望的“雕塑”無聲地述說著改革先行者的輝煌。
而村頭成片的葡萄架、蘑菇大棚和玉米地似乎又在不斷地昭示著這里依然是一個普通的中國村莊。
1978年，為了生計，小崗村18個人，在“生死狀”上按下了鮮紅的手印，這份“生死狀”拉開了中國農村發展的序幕。
“大包干”讓小崗村聲名鵲起，并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
“大包干”的歷史貢獻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沒有包產到戶，農民就不能解決溫飽問題，國家就沒有后來的發展！” 小崗“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將這句說了無數遍的話，再一次鄭重地告訴了記者。
說話時，嚴俊昌把雙手揚得很高，仿佛兩只手想同時觸摸歷史和今天。
30年白駒過隙，這18個村民簽下的“生死狀”還歷歷在目，功勞簿上卻爬滿了灰塵，拔得改革頭籌的小崗村在解決了溫飽問題后，卻丟掉了改革的先機，沒能實現跨越式的發展。
“起得最早，走得最慢”成為農村改革以后小崗村獲評最多的按語。
2004年，安徽省財政廳干部沈浩進駐小崗，成為村里的帶頭人。
擺在沈浩面前的還是那個老問題：溫飽解決之后怎么辦？“一家一戶的土地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急需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小崗村村支書沈浩說。
小崗村似乎又陷入了山窮水盡的困境。
游走在集體與個人間的小崗村一度迷失了方向。
走在小崗村的青石路上，不時遇見前來參觀交流的團體，就在好奇的人們試圖剖析改革先鋒的“特質”時，小崗村已然謀求變革。
沈浩一行13人三次南下華西村“取經”，華西村一派豪華都市景象讓小崗人“心動不已”。
沈浩決定，“重走規模化集體耕種和興辦鄉鎮企業之路”。
人們怎么也想象不到，從集體經濟出走30年后，小崗村有朝一日要重新“歸隊”。
當地人愛說，“求變是小崗村的宿命”，果不其然。
小崗人決心把敢闖的精神繼續下去，多種形式的土地規模經營被列入發展計劃，2006年，嚴金昌以500元／畝的價格把10畝承包地租給上海一家養殖公司，用于發展種豬擴繁基地。
他還接受了公司聘用，成為養殖場管理者。
據他介紹，目前全村出租或流轉規模已經達到600多畝。
記者離開小崗時，村里正請專家作總體發展規劃。
目前小崗村基本形成了“現代農業——旅游產業——工農業協調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共識。
沈浩說：“有了長遠規劃和長效發展機制，不管以后誰離職，小崗都會保持發展的連續性。
”此言不虛，小崗村目前正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窮則思變，剝去小崗村那道光環，其實它就是一個普通的村莊，和全國千千萬萬個村莊一樣，一片土地，一方百姓，由于沒有更多的優勢，面臨著解決溫飽后的出路問題，求變是唯一的希望。
小崗村又是不同的，它是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中國普通農村的縮影，解決好小崗村的出路問題，就能解決好中國多數農村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來講，小崗村的出路就具有了更重大的意義。
大邱莊：草莽時代的鄉村印記
鋼產量豐富，20世紀80年代紅極一時，其后，隨著禹作敏的鋃鐺入獄，“大邱莊模式”終告失敗。
改制后的大邱莊鎮，經濟正在逐漸復蘇。
車子從團泊洼水庫旁駛過時，有微風在湖面上掀起些許漣漪，讓人不由得想起詩人郭小川的詩：秋風像一把柔韌的梳子，梳理著靜靜的團泊洼。
當年這首《團泊洼的秋天》，讓人們記住了美麗的團泊洼。
但自20世紀70年代末大邱莊橫空出世起，團泊洼便已降為它的注腳——只有在提起大邱莊時，才會順便提到它。
在百億路口，滿載鋼管的卡車，首尾相接，等待著從路口通過。
如今的大邱莊鎮，已是全國的“焊管之鄉”。
這個稱呼似乎沒有人太在意，曾經的“天下第一莊”威名遠播，大邱莊的后來者難以超越。
《紐約時報》曾于1992年報道：“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100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時鐘回撥30年，70年代的大邱莊還是 “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種秋不收，糠菜半年糧”的光景。
1977年，禹作敏的“大邱莊神話”開始上演。
這個崇拜大寨、視陳永貴為榜樣的中國傳統農民，并沒有走傳統的農業發展道路。
從他通過軋鋼賺下第一桶金開始，到津美、萬全、津海、堯舜四大企業集團陸續建立，大邱莊逐漸形成“以鋼為綱”的工業集體經濟模式。
在這種模式發展到頂端時，有人稱中國農村即將進入“大邱莊時代”。
1993年，禹作敏因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從“神壇”落入監獄，中國農村不僅沒有走入“大邱莊時代”，連大邱莊自己的時代也戛然而止。
大邱莊隨后經歷了系列改革。
大邱莊村改為大邱莊鎮；四大企業改為四個街區；經過產權改革，集體經濟轉向民營；“從搖籃到墳墓”的14項福利制度陸續取消。
在鋼鐵市場整體下滑的情況下，大邱莊一度沒落。
幾番陣痛之后，大邱莊鎮經過艱難轉身，已在漸漸復蘇。
2002年以來，隨著我國鋼鐵市場整體形勢向好和企業產權關系的理順，大邱莊開始走上良性循環的道路。
通過主動承接天津濱海新區產業轉移和天津市內冶金企業外遷，2007年，大邱莊實現銷售收入318億元，占天津鋼材產量30%以上。
如今的大邱莊依稀又見到了當初的繁華，記者看到，豪華車在黃山路上穿梭，百億路兩旁大小企業林立，成千上萬噸的鋼管不停地從這里運向全國各地。
大邱莊復蘇的原因，專家認為一個是改制，通過吸納大量個人和社會的資金，盤活了企業；另外是中國整體鋼鐵市場景氣的大環境。
大邱莊鎮辦公室主任楊明雋也認為改制至關重要。
但改制同時給大邱莊帶來的貧富分化，則讓一些村民仍留戀禹作敏時代。
大邱莊神話形成于改革開放初期，當時法律意識淡薄，游戲規則待定。
“一切向錢看”的基層創業人所置身的時代，隱約還透著草莽的色彩。
而禹作敏，則為大邱莊烙下了一個時代的印記。
編輯短評
中國鄉村發展路在何方
1935年，風華正茂的費孝通來到太湖東岸一個小村莊，寫下了著名的《江村經濟》，這本書很快被認為是打開中國農村社會的一把鑰匙：“它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2009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重新回到那些明星村莊，重新回到歷史現場，去感受那曾經的風云變幻、滄海桑田。
同樣，我們試圖從這些小小的“標本”里面，發現中國鄉村發展的“密碼”。
74年前，費孝通指出中國在龐大人口壓力下，只能發展鄉村工業，在鄉村工業發展后要發展小城鎮，各地的情況不同，可以闖出不同的城鄉發展模式。
今天，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農村地區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已經闖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鄉村發展之路。
這條道路首先是漸進的，根據不同階段農業和農村發展要求，循序漸進地推進農村改革和建設事業。
從農村改革突破，到建立市場經濟，再到推進新農村建設，中國農村改革在各個階段上雖然重點不同，但都依次遞進、一脈相承。
在新的發展水平和發展環境下，農業和農村發展將與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趨勢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因此，需要從全局的高度，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方略，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解決新的發展階段下的“三農”問題。
這條道路還是多元的，根據中國東中西的不同國情，不同發展階段，其鄉村發展的表現形式也不盡相同。
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促使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與農業生產方式等發生巨大變化，鄉村發展步入轉型升級的新階段。
中西部地區則有很多農民工到經濟發達地區工作，為家鄉帶來大量財富，促進了家鄉的經濟發展。
同時，隨著沿海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農民工返鄉創業，一種新型的在鄉村成長的工業應運而生，有力地促進中西部農區的工業化、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發展。
這條道路更拒絕西方發達國家的的大農場模式，這種模式在與中國有相近國情的巴西、印度有足夠多的實踐，已經證明不是發展中國家解決“三農”問題的好辦法。
顯然，我們現在關于“三農”的探討有大量的偽問題，有大量的一廂情愿。
有學者主張“土地私有”以后就萬事大吉，有學者認為“土地集中經營”是解決農村問題的根本，但這些論點明顯沒有照顧到中國的現實。
作為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晴雨表”，農村問題急迫而重要。
事實證明，人多地少的特點決定了中國不能克隆其他國家的農村發展模式，只能走自己的路。
中國的做法沒有先驗之談，也沒有一定之規，只能在實踐中摸索，在發展中總結。
現在，“三農”問題已經成為重大的戰略問題，關乎中華民族能不能穩定地可持續地走下去。
我們不能簡單化、庸俗化地相信那些“萬金油”或者“靈丹妙藥”，中國的農村發展之路，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重視地方實踐，因地制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發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