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310～1381）明初散文家，字景溪，號潛溪，浙江金華人。
自幼好學，早年師從散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人，少負文名，元至正九年被薦為翰林編修，他固辭不就，隱居山中。
朱元璋稱帝后，任命他為文學顧問、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
洪武二年（1369）奉旨修《元史》，后因涉案被請四川茂州，途中病故，正德時追謚文憲。
宋濂推崇宗經。
認為只有孔子之文“才稱之為文”，“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文原》），對于違背“溫柔敦厚”傳統的文章一律采取否定態度。
他擅長散文創作，尤以傳記文成就突出。
代表作《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文章人物形象生動鮮活，宋濂善于抓住一些細節展現人物性格，并通過個性化語言的運用刻劃人物，藝術成就較高。
他的寫景散文數量亦不少，且風格近似歐陽修，文筆清新，寫景狀物生動，不事雕琢，代表作有《桃花澗修禊詩序》、《環翠亭記》等。
宋濂親自經歷了元末動蕩不安的社會現實，故他的文章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往往在生動的描述中包含著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較強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為“開國文臣之首”。
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浦江（今屬浙江）人。
曾受業于浙東大儒吳
萊、柳貫、黃潽。
元末隱居于鄉里，一度信奉道教。
至正二十年（1360）為朱元璋所征
召，明開國后為《元史》總裁，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
明初朝廷“一代禮樂制作，
濂所裁定者居多”，被稱為“開國文臣之首”（《明史》本傳）。
后因其孫宋慎受胡惟
庸一案牽連，全家謫徙茂州，途中病死于夔州。
有《宋學士文集》。
道統文學觀由來已久，但這里也有區別：以韓愈、歐陽修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在
理論上主張“文以明道”，強調“文”的工具性，但并不輕視“文”；宋代理學家看到
他們的不徹底性，于是提出“文道合一”甚至“作文害道”的論點，以防文人在“道”
之外又受“文”的誘惑。
宋濂的文學思想便是沿著理學家的極端觀點。
在《文原》一文
中，他強調了文“非專指辭翰之文”，而是道的“象”即顯現，文與道相始終，道在哪
里，文亦在哪里。
在其他文章中，宋濂也反復提出“文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
（《白云稿序》）；“文外無道，道外無文”（《徐教授文集序》）。
以這種理論批評古代作家，就顯出非常偏狹的態度。
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宋
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世不復有文”；賈誼、司馬遷所得的僅是“皮膚”，韓愈、歐
陽修所得的也僅是“骨骼”，只有到了宋代幾位大儒，才“得其心髓”，才算得上“六
經之文”。
至于明顯不合“溫柔敦厚”標準的各種文章，在宋濂看來，更是“非文也”。
“文道合一”論是一種受官方支持立場，這一點可以由《元史》的體例得到證明。
自范曄《后漢書》分立《儒林》、《文苑》兩傳，以區分經學之士與文學之士，后代官
修正史多沿襲之。
《元史》卻取消了這種區分，單立《儒林傳》，認為“經藝文章，不
可分而為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元史》是奉朱元璋詔命修撰的，
這樣做當然迎合了他的意思。
在朝廷正式支持下，這種理論必然給文學的發展帶來災難
性的后果。
宋濂的文集中，大量充斥著美化、歌頌明初統治集團上層人物及表彰貞節婦女的作
品，這大概就是他的“道統”文學的集中表現。
但歷史已經獲得的進展，即使用強力去
扭轉，也還是有困難。
所以，就是在宋濂身上，也還是存在兩面性。
宋濂在元末與楊維楨交誼甚篤，明初楊氏去世后，他為之作墓志銘，對楊的文學才
能和成就推崇備至，甚至以相當寬容的語氣描繪其晚年“曠達”和“玩世”的生活情態，
這和他的嚴厲的理論頗不諧調。
他另外還有一些散文，對生活實際比較尊重，因而在宣
揚某種道德觀念的同時，比較接近真實的人性。
如《王冕傳》，寫出一個元末“狂士”
的精神面貌，開頭描寫王冕少年讀書情形的一節，頗有情趣：
王冕者，諸暨人。
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
聽已，輒
默記。
暮歸，忘其牛。
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
母曰：“兒癡如此，
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
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瑯瑯
達旦。
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
冕小兒，恬若不見。
又如《鹿皮子墓志銘》詳細介紹陳樵“屏去傳注，獨取遺經”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
就，《竹溪逸民傳》寫出一個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對不同的人物個性能取一種同
情的態度，都寫得較出色。
《送東陽馬生序》自述早年在貧寒中求學的艱苦，也很真實
動人。
宋濂的散文文辭簡練典雅，少作鋪排渲染。
但偶爾有些描寫的片斷，也能寫得相當
秀美。
各種文體往往各具特點，可以看出變化，不是那么僵板。
總的說來，他的文章風
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規范的特征，同時也具有較高的語言修養和純熟的技巧，所以能夠成
為明初文學風尚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