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現代詩人、散文家。
浙江海寧縣硤石鎮人。
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
曾經用過的筆名：南湖、云中鶴。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詩人，新月詩社成員。
1915年畢業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讀于上海滬江大學、天津北洋大學和北京大學。
1918年赴美國學習銀行學。
1921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劍橋大學當特別生，研究政治經濟學。
在劍橋兩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歐美浪漫主義和唯美派詩人的影響。
1921年開始創作新詩。
1922年返國后在報刊上發表大量詩文。
1923年，參與發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4年與胡適、陳西瀅等創辦《現代詩評》周刊，任北京大學教授。
印度大詩人泰戈爾訪華時任翻譯。
1925年赴歐洲，游歷蘇、德、意、法等國。
1926年在北京主編《晨報》副刊《詩鐫》，與聞一多、朱湘等人開展新詩格律化運動，影響到新詩藝術的發展。
同年移居上海，任光華大學、大夏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教授。
1927年參加創辦新月書店。
次年《新月》月刊創刊后任主編。
并出國游歷英、美、日、印等國。
1930年任中華文化基金委員會委員，被選為英國詩社社員。
同年冬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女子大學任教。
1931年初，與陳夢家、方瑋德創辦《詩刊》季刊，被推選為筆會中國分會理事。
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飛機到北平，因遇大霧在濟南附近觸山，故飛機失事，因而遇難。
更為巧合的是，失事飛機叫“濟南號”。
蔡元培為其寫挽聯：
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逕都
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東土；
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臥也
可死，死于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為畏途。
詩集著有：《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落葉》、《巴黎的鱗爪》、《自剖》、《秋》、《輪盤》；
小說《春痕》；
戲劇《卞昆岡》（與陸小曼合寫），日記《愛眉小札》、《志摩日記》；
譯著《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他的作品已編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詩字句清新，韻律諧和，比喻新奇，想象豐富，意境優美,神思飄逸，富于變化，并追求藝術形式的整飭、華美，具有鮮明的藝術個性，為新月派的代表詩人。
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亞于詩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飛》、《我所知道的康橋》、《翡冷翠山居閑話》等都是傳世的名篇。
明正德年間，徐松亭在硤石經商，家居于硤石，為硤石徐氏分支之始祖。
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寧縣硤石鎮，按族譜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屬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屬猴，故又取小字幼申。
筆名有南湖、詩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鶴、仙鶴、刪我、心手、黃狗、諤諤等。
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國留學時他父親給另取的名字。
說是小時候，有一個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過頭，并預言“此人將來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龍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門的長孫獨子，自小過著舒適優裕的公子哥兒的生活。
小時在家塾讀書，十一歲時，進硤石開智學堂，從師張樹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績總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滿十四歲，離開家鄉，來到杭州，經表叔沈鈞儒介紹，考入杭州府中學堂（1913年改稱浙江一中，現為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與郁達夫同班。
他愛好文學，并在校刊《友聲》第一期上發表論文《論小說與社會之關系》，認為小說裨益于社會，“宜竭力提倡之”，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
同時，他對科學也有興味。
并發表了《鐳錠與地球之歷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畢業于浙江一中，接著考入上海浸信會學院暨神學院（滬江大學前身,現為上海理工大學），同年十月，由家庭包辦，與上海寶山縣羅店巨富張潤之之女張幼儀結婚。
生性好動的徐志摩并沒有安心念完浸信會學院的課程，1916年秋，離滬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學的預科攻讀法科。
翌年，北洋大學法科并入北京大學，徐志摩也隨著轉入北大就讀。
在北方上大學的兩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內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
在這高等學府里，他不僅鉆研法學，而且攻讀日文、法文及政治學，并涉獵中外文學，這又燃起他對文學的興趣。
這一時期他廣交朋友，結識名流，由張君勱、張公權的介紹，拜梁啟超為師，還舉行了隆重的拜師大禮。
梁啟超對徐志摩的一生影響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徐梁雖系密切的師徒關系，但他們二人的思想差別還是存在的，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顧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爭取婚姻戀愛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學時期，親身感受了軍閥混戰的場景，目睹屠殺無辜的慘象。
他厭惡這“抹下西山黃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沒這人變獸的恥”（徐志摩：《人變獸》戰歌之二）的社會，他決計到國外留學，尋求改變現實中國的藥方，實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懷著“善用其所學，以利導我國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啟行赴美文》）的愛國熱情，離開北大，1918年8月14日從上海啟程赴美國留學。
留學第一年，進的是美國烏斯特的克拉克大學，他進歷史系，選讀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等課程，以期自己將來做一個中國的“哈彌爾登”。
入學十個月即告畢業，獲學士學位，得一等榮譽獎。
但他并不以此為滿足，當年即轉入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院，進經濟系。
徐志摩他獲得了廣泛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學的種種知識。
是年，“五四”革命運動的浪潮也輾轉波及到遠隔重洋的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群中，徐志摩也為愛國心所驅使，參加了當地留學生所組織的愛國活動，經常閱讀《新青年》、《新潮》等雜志，同時，他的學習興趣，逐漸由政治轉向文學，因而得了文學碩士學位。
徐志摩在美國待了兩年，但他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掠奪的瘋狂性、貪婪性，講求物質利欲卻感到厭倦，他又受到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吸引，終于“擺脫了哥倫比亞的博士銜的引誘，買舟橫渡大西洋，不料羅素個人生活發生意外的變故，致使他不曾達到跟隨羅素從學的夙愿，結果“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里混了半年”，正感著悶想換路走的時候，這時，他結識了林長民及其女兒林徽因，并由于林長民介紹，認識了英國作家高斯華綏·狄更生。
由于狄更生的介紹和推薦，徐志摩以特別生的資格進了康橋大學皇家學院。
徐志摩在英國也住了兩年，在英國，尤其是在康橋的這段生活，對他的一生的思想有著重要的影響，是他思想發展的轉折點。
在康橋，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忘情于康橋，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為他以為現實社會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純潔的，美好的，為要救治這個社會和人們，醫治當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辦法是：離卻墮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單純。
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復人類童真的天性，社會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
他在康橋接受資產階級的貴族教育，接受了“吸煙的文化”，他是那么贊賞英國，那么留戀牛津和康橋。
他喜與英國名士交往，他廣泛地涉獵了世界上各種名家名作，也接觸了各種思潮流派，在這個時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識 ——理想主義，他自己要成為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
康橋的環境，不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會觀和人生觀，同時，也撥動了他的求知欲，觸發了他創作的意念。
他開始翻譯文學著作，他翻譯了英國作家曼殊斐兒的幾個短篇，德國福溝的小說《渦堤孩》，法國中古時的一篇故事《吳嘉讓與倪阿蘭》，意大利作家丹農雪烏的《死城》和伏爾泰的作品《贛第德》。
同時，他詩興大發，寫了許多詩，他的“心靈革命的怒潮，盡沖瀉在你（指康橋）嫵媚河中的兩岸”《徐志摩：《康橋再會吧》）。
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國的哈彌爾登，而是英國的雪萊和拜倫，他“換路走”入詩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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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橋月色
徐志摩與詩本來是一無家族淵源，二無個人癖好，可是，在英國康橋大學留學期間，卻一反往常，不寫則已，一寫不止，形成了他詩歌創作的暴發期。
這時期他雖然寫了那么多詩，但現今散見于一些報刊雜志的也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
但從尚能見到的有限的詩篇中，還可以約略窺見徐志摩初期詩作的狀況和他的思想印痕。
這時的徐志摩為什么寫詩象著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發詩情的？
首先，與他當時所處的生活環境有關，是他生活的康橋的環境觸發了他的詩興，點燃起他的創作欲念的。
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洗禮”《吸煙與文化》。
因此，這時期，他創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時，他個人生活“照著了一種奇異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認識了“人艷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與她交往甚密，隨后談起戀愛，并有論婚嫁之意。
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張幼儀提出離婚，認為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
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這是徐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在追求著一種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偉大力量的震撼”，他要發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聽琴》、《青年雜詠》、《清風吹斷春朝夢》等表現愛情和人生理想的詩歌，也就構成了他這期詩歌的重要內容。
再有，他所以傾向分行的抒寫，是他接觸了大量的英國文學藝術，拜倫、雪萊、濟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
他吹著了這股“奇異的風”——歐風，他踏著他們的路，于是借助詩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異”的表現出來。
因此，徐志摩對英國康橋這段生活分外留戀，他不無感慨，異常興奮，他大量作詩，他這時詩情洶涌暴發的情景，在他的題為《草上的露珠兒》一首長詩中有所反映。
這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詩，這首詩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抱負和志趣，而且形象地傳達出他的詩緒洶涌的狀態，他開放創造的噴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個詩人了。
這些早期詩歌，總的是調子清新，情緒高揚，反映了“青春的呼喚，燃點著希望燦燦” （徐志摩：《春》）。
同時，也開始多方探求新詩的形式，詩式比較多樣，但尚未定型，有自由體，新格律體，也有西洋詩體，甚至還有無標點詩，但講求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要求“聲調流利好聽，形式輕盈柔美”，這也正是徐志摩作詩的一貫追求。
英國康橋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鄉懷國之情纏繞著他，于是在1922年8月離開歐上，啟程回國。
回國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經歷兩個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達上海。
回國后，徐志摩開始了另一種生活。
現實社會的紛擾，擾亂了他內心的平衡，有時還感覺精神上的煩悶和焦躁。
于是他將自己的感受和體驗訴之筆端，開始了文學創作的生涯。
《志摩的詩》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國后，他的詩情沒有中斷，繼續詩歌創作并公開在各種雜志上發表。
《志摩的詩》是徐志摩自己編選的第一個詩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間的作品，這個詩集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
在這本詩集中可以約略見出徐志摩在回國初年的生活思想狀況，以及他所“泛濫的感情”。
大致是：抒發理想和表現愛情的；暴露社會黑暗和表達對勞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討生活哲理的；以及寫景抒情的。
他滿懷英國康橋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國實現他的理想主義。
《雪花的快樂》是《志摩的詩》開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詩歌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運用雋秀柔和的筆調，描繪了雪花優美的形象，生動地寫出了雪花的快樂。
詩的節奏輕快，調子舒展明朗，意境優美。
其它如《為要尋一顆明星》、《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我有一個戀愛》、《嬰兒》、《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等篇，與《雪花的快樂》一樣，者”表達了作者對理想的追求。
它們既是抒情詩又是愛情詩，表現了對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對戀愛自由的渴望。
要求人生自由、戀愛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義的內容，因此，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織在一起。
然而，他的理想主義與中國的社會現實存在著距離和不可調和的矛盾，他與林徽因的戀愛結果遭到破滅，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會終不能實現，于是，使他憂郁、苦悶。
因此，這些詩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涼的氛圍，成了“苦悶憤怒的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茅盾：《徐志摩論》）。
這種消極悲觀的思想情緒在那些小詩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如《消息》、《一星弱火》、《問誰》等。
1924年4月，印度詩人泰戈爾來華，給徐志摩的生活和創作帶來了一定的影響。
他與泰戈爾建立了友誼，泰戈爾給他取印度名素思瑪（Susima）。
5月底，泰戈爾離滬去日本，徐志摩與他同行，《志摩的詩》中的《沙揚娜拉》那首詩，就是逗留日本期間寫成的。
徐志摩擅長于抒情詩，同時也喜歡寫泰戈爾那樣的哲理詩。
《志摩的詩》中，有一些是描寫貧富懸殊窮人痛苦生活的詩篇。
這類詩數量雖不多，但內容比較充實，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的某一側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意義。
《志摩的詩》中還有一些寫景抒情詩，比如《滬杭車中》。
這個詩集就整體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內容的發掘是不夠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積極和健康。
但從它的表現技巧看，“幾乎全是體制的輸入和試驗”（陳西瀅：《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
詩的形式變化多樣，有長詩，短句，自由詩，散文詩，更多的是對西方的詩式進行試驗。
這一時期，是徐志摩詩式的試驗期，也是他詩歌技巧的磨煉期，他是在摸索和試驗中顯露出他詩人的才華和詩歌的獨特風格的。
徐志摩作詩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詩》中大部詩作，形成他獨辟的藝術境界，如《雪花的快樂》，作者把對理想的追求的主觀感情與客觀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滲，從而化實景為虛境，創出了一個優美的藝術境界。
此外，他的詩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這得力于他的豐富的想象力。
他的想象和比喻不僅與眾不同，而且，他能把看來比較抽象的事理，化為生動、可感、可見的具體形象，象《毒藥》、《白旗》、《嬰兒》是三首內含哲理的散文詩，他也使出了藝術想象的本領，依仗這種特別的感受力去描繪事物。
《志摩的詩》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敗筆。
撇開內容不談，就以表現形式來說，洋味較濃，民族化不足，有的詩句顯得生澀和矯揉造作，在韻式和韻的運用上也有不規整之處，詩的技巧還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與《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個詩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詩歌創作的匯集。
這一時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一個較大的波折。
1924年4月，他在北京認識了陸小曼，并著了魔似的與她熱戀起來，此事招致社會的非議和家庭的反對。
但他倆全不顧這一切，可一時又難以解決，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啟程出國歐游，想暫時擺脫一下生活上的苦惱和困境。
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羅倫斯）住了一段時間，他將他的傷悲，他的感觸，托付紙筆，寫了不少詩，因此，這部詩集就題名為《翡冷翠的一夜》，這個詩集，除了有哈代、羅賽蒂等英國作家的譯詩外，還有象《西伯利亞》、《在哀克剎脫教堂前》那樣漫游歐洲時對異鄉他國生活的感受。
他也寫了一不少愛情詩篇。
《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記敘了當時他和陸小曼之間的感情波瀾，他的熱烈的感情和無法擺脫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國的革命運動蓬勃興起，五卅事件與三?一八慘案引起他的“憤慨”和“悲切”，為紀念 “三?一八”，他寫了《梅雪爭春》，揭露了軍閥屠殺無辜，連十三歲的兒童也慘遭殺害。
在《大帥》、《人變獸》的詩篇中，暴露了軍閥活埋傷兵、殺死人民的血腥罪行。
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懷疑和頹廢”，認為現在是受罪時期，因此，不少詩篇失去樂觀調子，相反染上了一層憂郁、失望、逃避現實的頹廢色彩。
他詛咒生活，贊頌死亡，要辭別人間去殉戀愛。
想象奇特，思想灰暗。
當然，這個詩集也還有少量調子比較積極明朗的詩篇。
這個詩集在藝術技巧上如聞一多說的“確乎是進步了”。
對詩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詩式上更多樣化，什么對話體，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敘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詩的音節與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還出個兩本詩集，一是由他自己編選，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編選，1932年出版的《云游》。
這兩個詩集中收錄的詩歌，多數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
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經過“波折”，他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完全破滅，另一方面，他對工農革命又感到恐懼和抵觸，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絕望。
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大部與現實生活脫離，抒寫他自己“微妙的靈魂的秘密”。
有的詩歌無病呻吟，充滿了悲觀厭世的情調。
而且，他的思想立場與進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顧詩歌藝術的基本要求，將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人詩中，用來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
他在極度幻滅和絕望的時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學來鼓勵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現了內容和形式很不統一的狀況，大部詩歌的內容是這樣空泛和貧乏，但卻越來越追求形式的整飭和美觀，不論在詩行的排列，音韻的鏗鏘，節奏的明晰，用詞的推敲上都較前幾個詩集有了變化和發展。
對此，茅盾有過很恰當的評論：“圓熟的外形，配著談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戀感唱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后一階段的現代布爾喬亞詩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國文壇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論》）。
“跑野馬”的散文
徐志摩不僅寫詩，同時也寫散文，在其全部創作中，其成就和影響更為顯著的，除詩歌外，恐怕就要數散文了。
甚至有人認為他的“跑野馬”的散文比他的詩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過《落葉》、《自剖》、《巴黎的鱗爪》三個散文集和一個單篇散文《秋》，計三十三篇（未收集中還有不少）。
除《秋》篇寫于1929年，其余三個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間。
他的散文內容涉及的范圍也較廣泛，有對人生理想的漫評，有觸及時政的論說；有對往事的懷想和追憶，也對藝術發表見解和評說，有一事一議的小品，也有說長道短的書評。
他的散文表現了很強的個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詩情的融合，散文的詩化，三者合而為一，構成了他的散文的“別一世界”。
第一個散文集《落葉》，完成于他創作的“泛濫”期，共八篇，內容各異，表情達意的方式也不盡相同。
談人生，談社會，談政治，談藝術……不受任何約束。
首篇《落葉》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期間，應北京師范大學的邀請，所作的講演稿。
他企圖回答青年學生提出的如何解決生活的枯燥和苦悶的問題。
《落葉》篇貫串其間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揚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
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微”來綴補這個破爛社會的大網。
徐志摩正是基于這種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觀點，執信人的感情的無限作用，在生活本體與大自然里。
“他認為人若要擺脫人世的苦惱和壓迫，就要爭得自由發展的“真純的個性”，最好的途徑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
因此，有人說他“《落葉》詩篇是充滿著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滿著康橋時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論》）
繼《落葉》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繼出版了《巴黎的鱗爪》和《自剖》兩個散文集。
這兩個集子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寫他在1925年出國歐游的所見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靈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這兩點上都比《落葉》集更為突出和顯露。
《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鱗爪》、《翡冷翠山居閑話》、《我所知道的康橋〉、《天目山中筆記》、《吸煙與文化》等篇，是屬于寫景抒情散文一類。
醇厚的興趣，活潑的情緒，叢集于筆端，便構成了這類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達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寫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歸結為“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
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輯《自剖》輯共六篇，大部可以歸入這一類。
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暢露的，文筆也是生動的，然而，調子是低沉的，認識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詩一樣，具有啟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濃郁的詩情，使得哲理和詩情兩相融合，這構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點。
作者在獨自領略風光妙處的同時，總在宣揚他那“人類應該回歸自然，與自然融合”的觀點。
他的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是顯而易見的。
徐志摩散文藝術上另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詩很難嚴格的區分。
他將詩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難以分開，是他“自己的另創一格的詩的散文”（趙家璧：《寫給飛去了的志摩》）。
是一種詩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詩化。
徐志摩這種散文詩化的傾向，是與他在接觸社會現實過程中，思想產生振動和郁積，而又急于表達的一種“急不可待”情緒的反映。
小說、劇作、翻譯
徐志摩在其將近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寫作詩歌和散文外，同時還寫了一些小說、劇本并從事翻譯工作。
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一個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斷斷續續又寫了一些，共計十一篇，后以《輪盤》為題合集出版，這是他的唯一的小說集。
他的小說不外乎寫中國留學生的生活和外國的某些社會風尚，同時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國社會的某些生活側面，題材是不廣的，容量是有限的。
他的小說多用浪漫主義的筆法，著力于人物的內心感受的發掘和心理活動的刻畫。
在小說中，作者又好用詩的句型、艷麗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筆調，因而，他的作品帶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獨特的華麗”（沈從文：《輪盤?序》）的格調。
他的小說有的情節過于簡略，近于速寫，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著寫，沒有曲折，也少有變化。”（《輪盤?自序》）必須指出的：他的小說多數寫司空見慣的男女戀愛，很少觸及當時社會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尖銳問題。
徐志摩也熱心倡導過戲劇活動。
1923年新月社成立時，他積極組織戲劇活動，還創辦過《劇刊》，也演過戲，但是他很少寫劇本。
他只寫過一個劇本，叫《卞昆岡》，還是與陸小曼合寫的。
沒有發生什么大的影響。
在徐志摩的文學生涯中，翻譯倒是一個重要方面，他的翻譯與創作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他寫詩也譯詩，他創作小說、散文，也翻譯小說散文。
曼殊斐兒一共有兩個短篇小說集《園會》與《極樂》，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選譯了其中八篇，自英國康橋譯到中國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兒小說集》白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1925年，他在編《晨報副刊》時，又翻譯了伏爾泰的小說《贛第德》并連載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并列為“歐美名家小說叢刊之一”。
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譯的英國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說《瑪麗?瑪麗》，也由上海新月書店出版。
此外，他還譯過一些詩和散文。
徐志摩的翻譯也有他的偏愛，他說“除了曼殊斐兒是我溺愛，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譯作。”（《瑪麗瑪麗·序》）
“新月”活動
人們看待徐志摩及其創作總是把他與新月派連在一起的，認定他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稱他為新月派的“盟主”，這是因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與他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他參與了新月派的整個活動，他的創作體現了新月流派鮮明特征。
從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個文學流派——新月派，歷時約十年，徐志摩始終在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辦起了俱樂部，編戲演戲，逢年過節舉行年會、燈會，也有吟詩作畫，徐志摩出于對印度詩人泰戈爾一本詩集《新月》的興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詩以外，還聯絡新月社成員從事戲劇活動。
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創辦了《晨報詩刊》，這時，聞一多已由美國回國并參加了《詩刊》的編撰工作。
除第三、四兩期由聞一多和第五期由饒孟侃負責編輯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編。
發表的《詩刊弁言》和《詩刊放假》也是徐志摩執筆。
《詩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國新格律詩的創作和關于詩藝的探討，所以，《晨報詩刊》的創辦，標志著以“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于賡虞：《志摩的詩》）的詩歌流派——新月詩派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