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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1889?971）地質學家。
湖北黃岡人。
字仲揆。
早年加入同盟會。
參加了辛亥革命。
1919年畢業于英國伯明翰大學，獲碩士學位。
1920年回國。
曾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
從事古生物學、冰川學和地質力學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建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科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長、地質部部長、中科院地學部委員、中國科協主席，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58年加入中國**。
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中國地質力學的創立者。
主張用力學研究地殼現象、探索地殼運動與礦產分布的規律，把各種構造形跡看作是地應力活動的結果，從而創立了“構造體系”的基本理論。
用此理論分析中國東部地質構造特點，認為新華夏構造體系的三個沉降帶具有大面積儲油層。
在地震地質工作方面，主張在研究地質構造活動性的基礎上觀測地應力的變化，為實現地震預報指明了方向。
著有《中國地質學》、《地質力學概論》、《地震地質》、《天文、地質、古生物》等。
952年
李四光再次應邀回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工作。
1904年
李四光因學習成績優異被選派到日本留學。
因其在日本受了帶有漢民族主義的反滿革命思想的影響，成為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中年齡最小的會員，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己任。
孫中山贊賞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紀這樣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氣。
”還送給他八個字：“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1910年
李四光從日本學成回國。
武昌起義后，他被委任為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后又當選為實業部部長。
袁世凱上臺后，革命黨人受到排擠，李四光再次離開祖國，到英國伯明翰大學學習。
1918年，獲得碩士學位的李四光決意回國效力。
途中，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國，還特地取道莫斯科。
1920年
李四光擔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擔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后當選為中國地質學會會長。
他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跡遍布祖國的山川。
他先后數次赴歐美講學、參加學術會議和考察地質構造。
1928年7月
國民政府決定組建國立武漢大學，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部）院長蔡元培任命李四光為武漢大學建設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并選定了武漢大學的新校址（武漢大學內還有李四光選址的雕像）。
1949年秋
新中國成立在即，正在國外的李四光被邀請擔任政協委員。
得到這個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國準備。
這時，倫敦的一位朋友(凌叔華.陳源夫婦)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駐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政協委員職務，否則就要被扣留。
李四光當機立斷，只身離開倫敦來到法國。
兩星期之后，李夫人許淑彬接到李四光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
夫婦二人在巴塞爾買了從意大利開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啟程秘密回國。
回到新中國懷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擔任了地質部部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他雖然年事已高，仍奮戰在科學研究和國家建設的第一線，為中國的地質、石油勘探和建設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1951年8月
中國長春地質專科學校、山東大學地質礦產學系、東北工學院地質學系和物理學系合并為東北地質學院（后名長春地質學院，現為吉林大學地學部），李四光擔任首任院長。
1958年
李四光經何長工、張勁夫介紹加入了中國**，由一個民族民主主義者成為共產主義戰士。
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過度勞累身體越來越差，還是以巨大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預測、預報以及地熱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歲。
李四光早年為悼念一個好學生曾寫過此詩，亦為其畢生從事地質科學研究的光輝寫照。
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游。
峰巒隱復見，環繞湘水頭。
風云忽變色，瘴癘蒙金甌。
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貢獻是創立了地質力學，并以力學的觀點研究地殼運動現象，探索地質運動與礦產分布規律，新華夏構造體系的特點，分析了中國的地質條件，說明中國的陸地一定有石油。
從理論上推翻了中國貧油的結論，肯定中國具有良好的儲油條件。
**、**在認真聽取了匯報后，支持了他的觀點，并根據他的建議，在松遼平原、華北平原開始了大規模的石油普查。
1956年，他親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時間里，先后發現了大慶、勝利、大港、華北、江漢等油田，為中國石油工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從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門相繼找到了大慶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華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國家建設急需能源的時候，使滾滾石油冒了出來。
這樣，不僅摘掉了“中國貧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獨創的地質力學理論得到了最有力的證明。
科學救國
李四光在農村生活了近14個年頭。
從五六歲起，他就在父親教書的私塾里讀書，還要幫著母親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艱苦的生活培養了他刻苦奮斗的精神和倔強的性格。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之后，洋務派興起，湖北辦起了許多新學堂，以講新學而標新立異。
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優異成績被錄取。
在新學堂里，他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由于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選作官費留學生，送到日本學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過了7年，在那里，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李四光回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發，他參加了漢口的保衛戰，作為新被任命的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他親自組織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運軍火、上前線。
隨后，他被選為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
正當李四光準備大干一番事業之時，辛亥革命失敗了。
他發憤專心于科學技術的研究，走“科學救國”之路。
他去英國留學，先是學采礦，以后轉到地質。
他祈盼著有一天，得見政治清明之世，為祖國貢獻自己的青春和熱血。
留學生活并不輕松。
為了維持不斷上漲的學費，李四光假期到礦山去做工。
在伯明翰大學的6年里，他不僅專業學習成績優秀，而且熟練地掌握了英語，先后獲得了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畢業后，他婉言拒絕了一家礦山的高薪聘請，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請，回到祖國，在北京大學地質系擔任教授。
李四光與地質力學
地質力學是李四光創立的，是地質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發表的《地球表面形象變遷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進退規程》等，從理論上探討自水圈運動到巖石圈變形，自大陸運動到構造形跡等問題，1929年提出構造體系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構造體系類型。
1941年李四光在演講“南嶺地質構造的地質力學分析”時正式提出了“地質力學” 一詞。
1945年發表《地質力學的基礎與方法》，對地質力學理論作了系統的概括。
地質力學是力學與地質學相結合的邊緣科學，即用力學原理研究地殼構造和地殼運動及其起因的科學。
它從地質構造的現象（構造形跡）出發，分析地應力分布狀況和巖石力學性質，追索力的作用，從力的作用方式進而追索地殼運動方式，探索地殼運動的規律和起源。
地質力學認為結構要素、構造地塊和構造體系是地質構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對于探索地殼運動規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現已認識的構造體系，可劃分為三大主要類型，即緯向構造體系、經向構造體系和扭動構造體系。
這些體系主要是地殼的水平運動（經向的和緯向的）造成的；而水平運動則起源于地球自轉速度的變化。
李四光把地球自動調節自轉速度變化的作用稱為“大陸車閥作用”，因而把這一假說稱為“大陸車閥假說”。
第四紀冰川的發現
李四光到北大地質系后，主講巖石學和高等巖石學兩門課程，他以嚴謹的冶學作風贏得了學生的尊重。
他經常帶學生到野外進行實地教學，邊看邊講。
一個山頭、一個溝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縫，他都不放過。
學校經費不足，他帶領學生白手起家搞建設，將學習環境收拾得十分雅靜。
在教學的同時，他對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蜒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
在研究過程中，他從不為已有的觀點和學說所束縛，而是按照自然規律，去尋找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的真理。
因此，他能不斷提出創造性的見解，并敢于向一些舊觀點提出挑戰。
例如，從19世紀以來，就不斷有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的地質學家到中國來勘探礦產，考察地質。
但是，他們都沒有在中國發現過冰川現象。
因此，在地質學界，“中國不存在第四紀冰川”已經成為一個定論。
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間，就在太行山東麓發現了一些很像冰川條痕石的石頭。
他繼續在大同盆地進行考察，越來越相信自己的判斷，于是，他在中國地質學會第三次全體會員大會上大膽地提出了中國存在第四紀冰川的看法。
到會的農商部顧問、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輕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為了讓人們能接受這一事實，他繼續尋找更多的冰川遺跡。
10年以后，他不僅得出廬山有大量冰川遺跡的結論，而且認為中國第四紀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劃為三次冰期。
當李四光的這個學術觀點再次在全國地質學會上發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廬山辯論。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中國的科學家低人一等，外國學者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帶著民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情緒到中國來的。
因此，盡管大量事實擺在眼前，幾位外國學者并沒有改變他們的觀點。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黃山考察，寫了“安徽黃山之第四紀冰川現象”的論文，此文和幾幅冰川現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學者的注意，德國地質學教授費斯曼到黃山看罷回來贊嘆道：“這是一個翻天覆地的發現。
”李四光十多年的艱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國科學家的公開承認。
可是，他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干脆把家搬到廬山上，又在廬山腳下建立了一個冰川陳列館，起名叫“白石陳列館”（后被國民黨海軍炸毀）更深入細致地進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關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廬山》中得到全面闡述。
可惜由于抗戰爆發，這部書10年后才得以出版。
編輯本段回國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應蔡元培的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
1928年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
搞地質研究常常要餐風飲露，條件十分艱苦。
況且剛剛成立的研究所經費少，設備缺，甚至沒有固定的所址。
八年抗戰期間，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盡奔波輾轉之苦。
那時，他抽的是用草紙做的煙，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們始終沒有放棄地質研究。
由于生活的艱辛和工作的勞累，他患了心絞痛和肺結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從上海啟程赴倫敦，參加第18屆國際地質學會，他的夫人許淑彬也一同前往。
會后，他們在英倫三島上又住了一年，一面養病，一面觀察國內外時局的發展。
李四光雖遠在歐洲講學考察，但仍關注著祖國的命運。
1949年初，他數次給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的許杰（地質學家、解放后曾任地質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等人寫信，支持他們堅守南京，反對搬遷廣州，為新中國地質科學事業保留了一支隊伍及設備。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
出國前，郭沫若根據**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了一封信，請他早日回國。
看了這封由郭沫若領頭簽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動。
新中國就要屹立于世界的東方，自己的本領可以施展，抱負可以實現了。
他積極奔走起來，準備盡快返國。
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從英國到遠東的客輪船票要一年前預訂，歸期只得拖延。
他一面調養身體，一面把科研方面遺留的事情辦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著起程的日期。
一天，倫敦的一個朋友給李四光打來電話，告訴他，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一個聲明，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拒絕接受人民政協給他的全國委員的任命，否則就有被扣留的危險。
事情緊急，李四光當機立斷。
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準備從那里渡過英倫海峽，先到法國去。
普利茅斯港海面寬闊且多風浪，是偏僻的貨運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會從這里渡海，因而能避開國民黨特工人員的追蹤。
臨行前，他提筆給駐英大使寫了一封信，讓許淑彬兩天后寄出。
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許淑彬機警地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兩天以后，許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我多少年來日思夜想的理想國家。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是我竭誠擁護的政府。
我能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是莫大的光榮。
我已經起程返國就職。
他還規勸這位大使脫離禍國殃民的國民黨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國的懷抱……
兩星期后，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與德國交界的巴塞爾，便立即前去會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終于到了北京。
這一年他60歲，但是他覺得，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
新中國的誕生，揭開了李四光科學事業嶄新的一章。
他提任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地質部部長和科聯主席。
他認真學習了**的《實踐論》、《矛盾論》，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等著作，努力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論學習，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決心扔掉那些舊日留下來的包袱，……達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國的地質事業中去，兢兢業業，鞠躬盡瘁。
在他的具體領導下，中國的地質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端的日子里，**、**就詢問過李四光：中國天然石油這方面遠景怎么樣？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個鉆井隊，在陜北膚施一帶，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萬美元，因收獲不大就走掉了。
192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布萊克威爾德來到中國調查地質，寫了 《中國和西伯利亞的石油資源》一文，下了“中國貧油”的結論。
從此，“中國貧油論”就流傳開來。
但是，李四光根據自己對地質構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敗，并不能證明中國沒有油田可辦。
”以后他在《中國地質學》一書中，又一次提出：新華夏構造體系沉降帶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經濟價值的沉積物”。
這個沉積物講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樂觀地回答了國家領導人的提問：“我們地下的石油儲量是很大的。
從東北平原起，通過渤海灣，到華北平原，再往南到兩湖地區，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隊伍開往第一線。
在幾年里，就找到了幾百個可能的儲油構造。
1958年6月，喜訊傳來：規模大、產量高的大慶油田被探明。
地質部立即把隊伍轉移到渤海灣和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
以后，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繼建成。
地質部又轉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淺海海域繼續作戰。
1964年12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起來的大慶油田，是根據中國地質專家獨創的石油地質理論進行勘探而發現的。
”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黨和國家的充分肯定。
編輯本段地震預測
在1966年邢臺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導我們”要注意河北河間、滄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爐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關；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這一路走來，都被李四光言中。
當時很多科學家認為地震是無法預報的，李四光斬釘截鐵地說，地震是可以預報的。
**說過：“李四光力排眾議，認為地震是可以預報的。
”文中用了一連串的“要注意”，這種特殊的表達方式起到了強調的作用，也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四光自1962年遷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
他在這里生活、工作、做學問。
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參加的小型會議，常在家里召開；何長工、劉景范等原地質部負責人也常來家中匯報事情，因而一進大門右手那間面積較大的客廳，實際兼具會議室的功能，四周是書櫥和沙發，中間是一張長條桌和若干把椅子。
現在，靠窗一側陳列著許多第四季冰川沉積物的地質標本，多為當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獲。
其他家具則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一個質感陳舊的皮沙發的扶手已經開裂，露出里面的棉絮。
這幾個沙發，還是李四光1950年回國時，在舊貨市場上買的便宜貨，看來年頭更為久遠。
客廳的隔壁是辦公室，尚未恢復原樣，但一張大寫字臺是李四光用過的。
辦公室一端墻上有一塊玻璃黑板，當年地質隊野外作業回來，向李四光匯報時，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講解或布置，也曾借這塊黑板給科技人員講授地質力學，這大概是多年執教生涯所養成的習慣。
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寫著“斗私批修”四個粉筆大字。
李四光有著很深的國學基礎，不光散文寫得好，舊體詩寫得好，即便是地質學的論文，同樣寫得“有聲有色”。
他的音樂造詣也相當深厚，尤好小提琴。
他在巴黎寫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難》，是中國人創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
李回國后曾請音樂家蕭友梅過目提意見。
這首提琴曲寫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慶的晚會上，第一次得到公開演奏。
它的面市修正了馬思聰是中國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說法。
現在這首曲譜和李四光在國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陳列在紀念館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簡單，衣著也很不講究，得過且過，甚至補丁摞補丁。
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員想找幾樣遺物留下來，找來找去也沒發現什么像樣的值得保存的東西。
李四光夫婦在世時，這幢小樓只他們兩人居住。
他們去世后，女兒李林一家搬了過來。
李林2002年5月31日過世，丈夫鄒承魯也患病在身。
一門三院士，已傳為佳話。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樓，李家南門外那棵有上千年歷史的銀杏樹，以及明朝大太監劉瑾等歷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圍頗為扎眼的標志。
如今高樓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夾在當中，小樓因年久失修，多少顯得有些殘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