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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散文的寫作理念最集中的體現在“形散而神不散”這句話中，在一段時間里，它幾乎成了指導散文創作與鑒賞的不二法門。
為了更好的理解散文這一藝術體裁的創作實質，有必要先對這句話的意旨做一簡要分析。
所謂“形”即是指散文的題材、表述和結構，“神”則是指散文的思想和主旨。
“形散而神不散”就是說散文的寫作，其題材選擇、表述方式和結構技巧可以隨意多樣，不拘一格，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如何寫，最終的目的是要服從于主旨的表達。
如果說“形”是一種修辭學的存在，那么“神”則是本體論的存在，這和傳統詩學強調的“文以載道”并無二致。
對于散文作家來說，其創作與他們置身的時代是一種同質同構的關系。
他們的思維方式，想象方式，表達方式以及文中所蘊含的思想意旨，集中體現了時代的主流文化狀況，比如楊朔的散文創作就是對計劃時代社會意識的反映。
提到楊朔的散文，就不能不提到“楊朔模式”，即借用古典詩歌中的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手法，在現代散文中尋求詩的意境所形成的獨特的抒情結構樣式。
如果說得更直接一些，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從寫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風景中活動著的平凡人物，最后通過比興象征將景物與人物聯系起來，升華出人民性的頌歌這一抒情主題[1]”。
《香山紅葉》、《荔枝蜜》、《泰山極頂》、《雪浪花》等作品無不是按照這一模式創作而來的。
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可以發現“楊朔模式”實際上包含兩方面內容：一個是內容模式，涉及到主題；一個是形式模式，涉及到創作方法。
從內容來看，楊朔散文大多是政治抒情，也就是把普通生活中所蘊涵著的“人民性”挖掘出來。
如《茶花賦》中寫茶花，而意在贊美普之仁這樣的普通勞動者；《雪浪花》中借雪浪花寫老泰山；《香山紅葉》明寫紅葉，實寫老向導……雖然這種寫法在當時看來是帶有“明凈的詩意”的，但這種詩意的追求又使楊朔犧牲了對生活的全面關照，最終演變成只截取生活中最光明向上的片斷來推出最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作品多產生于五六十年代，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大饑荒時期，這就構成了更加強烈的諷刺。
從形式上看，楊朔散文有一個三段式結構，即“景（物）－事（人）－理”。
大致是先描寫一種景物，根據作者的主觀意圖營造出一種意境，再在這個場景中展開人物、故事，最后對人與景進行提升，歸納出一個深刻的政治道理。
如《泰山極頂》中，“泰山風光??——沿途公社化情景——‘看見另一場更加輝煌的日出’”；《香山紅葉》中，“香山紅葉——老向導——‘人生中經過風吹雨打……越到老秋，越紅的可愛’”。
這樣的結構在初讀時，也許會給人以迂回曲折之美，但仔細品味后，便會有一種做作、生硬之感。
下面我們來看看“楊朔模式”與“形散而神不散”的關系。
由上文可知，對于楊朔的散文來說，“神不散”主要是指文章最后的政治性抒情，也就是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最終結論。
十七年特定的文學存在狀況迫使散文的發展必須被限定在一個既定的框架內，這個既定框架本著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原則，要求散文只能表現于政治有益的主題，而拒斥作家的個人感受，這既不利于作家真情實感的表達，也不利于文學的發展。
而“形散”似乎并不完全與楊朔的散文相符。
從前面“楊朔模式”的三段式結構可以看出，這些散文在形式的組織上是相當有規律的，并不能算是“散亂”。
如果將這個話題引申來看，“形散而神不散”這一散文理論也不應該統治理論界數十年之久。
首先，“形散而神不散”并不是散文這一體裁本身特有的要求。
沒有什么文體的“神”是可以散的，無論是詩詞曲賦，還是現代派、后現代派的小說。
盡管文本承載的意義和主題越來越趨向于復雜化和多元化，一部文學作品可以從更多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是如果想找出一部散得不能表達任何一方面意義的作品，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說，“神不散”不能把散文和其他文體區分開來，當然也就不能加深我們對散文美學特征的認識。
其次，過于強調“形散”和“神不散”都會對散文的創作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1980年，松木發表《“形散神不散”質疑》[2]，認為以“散文貴散”、“形散神不散”指導散文創作，“結果每每都是散漫的、蕪雜的”作品，并認為散文的得名“ 不是由于它取材散，表達方法散，章法、結構散，或是由于內容、風格散，更不是由于它生來就有‘散’的特質……因此，執意在‘散’字上做文章，擴大‘散’字的概念范疇，難免是要牽強附會的”。
1986年，喻大翔在《散文觀念更新談》中批評“形散神不散”“帶著古代形神關系的機械思考痕跡”[3]。
因為“形”沒有特定的內涵，被解釋的非常雜亂，包括內容、形式、風格，“失去了‘形’本身獨特的質的規定性”，以致“這種雜亂而又簡單的形神相加的散文，長期以來就形成了一個模式：一串珠子、一根紅線”。
而對于“神”來說，“這個概念的內蘊，往往失去散文作者強烈的個性色澤，而更多地被社會的思想所籠罩”，于是“ 圖解政治、圖解哲學、圖解社會規范的散文隨處可見”。
由此可以看出，“形散而神不散”體現了當時一種比較封閉單一的思想氣氛，這一理論發展到后來已經僵化了。
1987年，林非于《散文創作的昨日和明日》中說：“‘形散神不散’這種主張不能不形成自我封閉的框框，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神”可以直言，也可以暗含。
“為什么‘形’只能‘散’呢？形式上十分整齊的近似詩的散文，為什么就不能寫呢？”這一說法不能不說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把“形散而神不散”僅僅看成散文眾多寫法中的一種，那么這種提法本身也無可厚非。
世上本無完善的理論，我們也不必求全責備。
作為思想的“神”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某種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一種特定的散文模式受到過分的外力擠壓，逐漸異化變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