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汪曾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壇獨具特色的作家。
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說的創作，著有《受戒》、《大淖記事》、《雞鴨名家》等多篇小說。
我們綜觀汪曾祺的全部小說，對故鄉及社會底層的普通民眾生活的描繪，是其創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
在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過對故鄉的小人物的描寫，來展現故鄉民俗風情的融洽和美麗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運是很悲哀的，充滿了悲劇色彩。
汪曾祺自己也曾說過：“我自己覺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憂傷的，比如《職業》、《幽冥鐘》；一部分作品則有一種內在的快樂，比如《受戒》、《大淖記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對命運的無可奈何化出一種帶有苦味的嘲謔，比如《云致秋行狀》、《異秉》。
在有些作品里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較復雜”［1］。
如《歲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歲》中的米店老板“八千歲”，以及《陳小手》中的婦科醫生陳小手等人。
他們都是勤勞于本、無取于他人的小人物。
他們的愿望也十分平常、無一絲非分之想。
王瘦吾雖然想發財，其動機只不過是想讓女兒穿上雨鞋、兒子穿上球鞋，以讓他們跟上學校里的大眾水準；高北溟只不過是想保住一個教職，以求積累點來實現自己的兩個愿望；“八千歲” 似乎想拒絕各種人際關系，通過自己一家人勤勤儉儉、本本份份，來發家致富,但是當“八舅太爺”一出現，“八千歲”勤儉致富的的美夢也隨之破滅；陳小手是一位醫術精湛、救人于危險之中的男性婦科醫生,他救活了團長的妻兒，卻命喪觀念封建落后的團長槍下，讓人一陣痛心。
一
汪曾祺筆下的小人物善良、謹慎、與世無爭、自足自樂，但是他們也有悲哀，這些悲哀來自于理想與命運、現實的沖突，使理想在現實和命運中破損。
但是這些悲哀和悲傷是我們作為讀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卻是很平靜坦然的接受了這一切。
在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們沒有看到轟轟烈烈的奮斗，也沒有看到悲壯的反抗和斗爭，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與世無爭。
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沒有給讀者的心靈上以強烈的情感震動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慘的遭遇只是讓人感到很悲哀和傷感。
為什么汪曾祺小說中的小人物大多能從其筆下得到了“超脫”呢？文學博士胡河清通過分析高郵作為中國古代文化中心區域之一的地利形勢、歷史、人物，結合汪曾祺具體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個典型的漢文化中心地域中產生出來的知識分子，其作品折射出傳統文化對中國知識分子強大的心理規范力量［2］。
因此我認為汪曾祺小說的悲劇內涵為什么沒有“爆發”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為汪曾祺對其小說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寫而體現出來的。
汪曾祺筆下的小人物對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們往往卻處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著生存環境加給他們的種種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
作者有很多小說其實并不像其所說的那樣“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3］。
小說中很多小人物并沒有過著幸福美滿，和諧融洽的田園生活，而是處在一個到處充滿了欺壓、鄙視的生存環境，活得很凄苦和悲涼。
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選集》中的小說來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歲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懷高超技藝的小市民，他們想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來實現發家致富。
但是他們最終都失敗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經營的草帽廠廉價的賣給了競爭對手，陶虎臣卻是把自己的女兒賣給了喪心的軍人。
最后他們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黃賣掉的錢來維持生活。
《八千歲》中的“八千歲”是開米店的，他以兩塊七角錢起家，想靠自己的勤儉節約發家致富，但是當一方惡霸“八舅太爺”一出現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儉致富的美夢也就破滅了。
《珠子燈》中的孫家大小姐孫淑蕓是一個熟習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卻逃不脫封建思想的枷鎖，她一個人默默的守節十年，最后憂悶而亡。
《陳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臉是一個傳其父業的女醫生，由于地方封建觀念的籠罩，她一直沒有婚嫁，成了一個老姑娘。
這些小人物的命運都很悲哀和凄涼的，其中我認為《陳小手》中陳小手的命運是最有代表性的。
陳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婦產科醫生。
他很出名并不是因為他的醫術精湛，而是因為他又是一名極少見的男性產科醫生。
陳小手的得名是因為他的手特別小，比女人的手還小，比一般女人的手還更柔軟細膩。
他專能治難產。
橫生、倒生，都能接下來（他當然也要借助于藥物和器械）。
據說因為他的手小，動作細膩，可以減少產婦很多痛苦。
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請他的。
中小戶人家，忌諱較少，遇到產婦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會建議：“去請陳小手吧。
”①
但是陳小手這樣一位優秀的婦產科醫生卻得不到同行的認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內科的，外科的，都認為他不是醫生，只是一個男性的老娘。
陳小手去為團長夫人接生，團長在陳小手讓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卻認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槍把他打死于馬下。
陳小手這樣一位有責任心、醫術精湛的婦科醫生，卻被團長這樣輕易的殺掉了。
難道團長可以這樣隨意的殺人嗎？而且陳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兒子。
救人于危難之中是中華傳統思想中的大恩大德，況且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救人之子，這本是一種中國傳統思想中認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緣的維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愛的親情［4］。
團長為什么還要殺他呢？其實這里的真正元兇是中華傳統的封建思想，團長只不過是一個殺人的傀儡。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更深一層理解這個問題。
首先，江南水鄉是深受中華傳統思想和習俗影響的地區。
陳小手從一開始就沒有擺脫這種傳統封建思想的籠罩。
我們那地方，過去很少有產科醫生。
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請老娘，什么人家請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
一家宅門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爺、小姐，差不多都是一個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戶，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況，哪個手長的女傭人可以當她的助手，當“抱腰的”，不須臨時現找。
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個老娘“吉祥”，接生順當。
——老娘家都共著送子娘娘，天天燒香，誰家會請一個男性的醫生來接生呢？……男人學醫，誰會去學產科呢？……
……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請他的，中小戶人家，忌諱少，遇到產婦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時，老娘就會建議“去請陳小手吧”。
……②
其次，團長說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讓他摸來摸去！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許碰！這小子，太欺負人！日他奶奶！”這里已經指明了謀害陳小手的真正元兇是——我國傳統的封建思想。
最后，陳小手是一個徹底的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沒有任何的社會背景，在社會上沒有絲毫的威望。
他留給人們的印象——就是一個騎著白馬到處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社會背景，團長才會沒有絲毫的顧慮就把他殺掉了。
高北溟、孫淑蕓以及“八千歲”，他們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難，有的甚至還失去了生命，但是他們都是很平靜的對待這樣的結局。
雖然這些小人物的失敗和死都沒有呈現出真正的悲劇色彩，但是他們的結局，卻提示我們應該去細細品讀汪曾祺的小說，去發現他小說中小人物的悲劇內涵及表現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強調自己“對現實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們對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辯說：“一些寫我的文章每每愛寫我如何恬淡、瀟灑、飄逸，我簡直成了半仙！你們如果跟我接觸的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5］。
汪曾祺的這個自我辯解，已經說明他其實對生活有很深的感觸和深刻的思考。
他的這個辯解也指明我們應該換個角度去細讀他的小說。
因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
他的小說都是“除凈火氣，特別是除凈感傷主義”。
［6］他把自己對生活的感觸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給了自己，而不是把這些感觸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傾瀉在小說中。
汪曾祺在對待他小說中的小人物時，始終如一個旁觀者一樣，在旁邊默默地注視著小說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觸，傾瀉出來，就如《皮鳳三楦房子》中的“高大頭”一樣，在街邊不露聲色地機警地觀察著每一個過路人。
……但詳考高大頭的一生，似乎沒有和外賓干過一次杯。
他只是整天坐在門前的馬扎子上，用一把木銼銼著一只膠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筆飽蘸了白色的粘膠涂在上面，選一塊大小厚薄合適的膠皮貼上去，用他的厚厚實實的手掌按緊，連頭也不大抬。
只當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從他面前二三尺遠的地方走過，他才從眼鏡框上面看一眼。
……一天就是這樣，動作從容不迫，神色安靜平和。
他戴著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鏡，有點像個教授，不像個修鞋的手藝人。
但是這個小縣城里來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會發現的，不會放過。
而且只要那樣看一眼，大體上就能判斷這是省里來的，還是地區來的，是糧食部門的，還是水產部門的，是作家，還是來作專題報告的新聞記者。
他那從眼鏡框上面流露出來的眼神是彬彬有禮的，含蓄的，不露聲色的，但又是機警的，而且相當的鋒利。
③
作者的這種機警說明他是很會捕捉生活中的細節的，對社會生活有著很深的感觸和見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對生活的沉痛感傾瀉進自己的小說中。
汪曾祺說：“我有一個樸素、古典的說法，就是寫一個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
所以作者很機警的，不露聲色的，就把自己對生活的沉痛感從自己的小說中過濾去了，呈現給我們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
因此他的小說常常給人以平淡恬靜、和諧溫馨的閱讀感覺。
《受戒》寫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純情愛情。
小說中的和尚們是可以殺豬的，吃肉的，他們還打牌、搓麻將，給人呈現了仙境一般的生活。
《大淖記事》了寫了巧云與十一子的戀愛故事。
巧云被劉號長破了身子，但她“并沒淌眼淚，更沒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顧受傷的十一子。
《八千歲》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對面的茶館對八千歲的生活進行觀察一樣。
八千歲被八舅太爺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勞發家致富的美夢。
但是他并沒有失去對生活的信心，而是給自己和兒子做了一身陰丹士林的長袍，長短與常人等，把老藍布二馬裾換下，在晚飯時候也大聲要了一碗自己從前從不問津的“三鮮面”。
《異秉》中的王二通過自己的勤勞和智慧，靠一個熏燒攤子而發家致富的。
汪曾祺力圖給讀者塑造曠達超脫、適性隨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圖通過描寫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給人呈現出平淡恬靜、和諧溫馨的田園生活。
但是作者在創作時，難免有激動的時候，沒有把文中的“感傷之氣”完全除凈。
因此小說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運是很凄涼的。
《徙》寫的是高、談兩家的敗落。
高北溟是一代宗師談甓漁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鵬展翅高飛。
他發憤勤學，準備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間時代發生了巨變，已經廢科舉，興學校了。
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沒了前進的方向，生活的壓力也壓的他踹不過氣來。
正當他囊空咄咄，百無聊賴的時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給他指了條“明路”——讀師范，去教書。
這看似一條平坦的路，實則是充滿了各種欺壓，排擠傾軋，勾心斗角。
面對這樣的環境，高北溟試圖以斷絕各種社會關系來逃避——不宴請客人，不參加同事的聚會，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學工作中。
當教學有成之時，他又以為自己可以展翅高飛了。
這時他的靠山被排擠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隨之旁落。
隨著女兒、女婿的死，高北溟終于承受不住打擊，郁悶的死去。
當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愿望也無法實現了。
一是，把老師談甓漁的詩文刻印出來；二是，送女兒高雪上大學。
小說的結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黃，歌聲猶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來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讓人感到悲哀不已。
《關老爺》中的岑瑾因為在新婚之夜沒有驗證到那點女兒紅，跪在床前被丈夫沒頭沒臉地鞭打、怒罵。
《郁癥》中的裴云錦因為嫁過來三年沒有懷孕，“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經濟重擔終于壓垮了她，她得了嚴重的憂郁癥，上吊死了。
這些小人物的命運很悲慘，但是他們并不是悲劇人物。
悲劇人物往往都是為著他們的理想和目標去奮斗，去與阻礙他們實現理想的黑暗勢力去抗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都會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難，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動機、理想和激情卻預示著勝利和成功的到來。
魯迅先生也曾說過，“有價值的東西的毀滅就是悲劇。
”汪曾祺筆下的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夠好好的活下去，他們奮斗的目標就是生活， 因此他們身上有價值的東西就只是一種生命的本能。
所以說這些小人物說不上是悲劇人物。
而且當他們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勢力阻礙時，他們并沒有站起來與黑暗勢力進行抗爭，而是默默的忍受著黑暗勢力給他們的壓迫和阻礙，放棄他們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來對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說里卻很少流露出對社會的感觸和深刻的思考。
他始終如一個旁觀者給讀者在講述一個個平淡的小故事，刻畫一個個小人物。
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說的創作，在長期的創作實踐的基礎上，他對小說的創作有了自己的思想。
我認為正是汪曾祺的創作思想影響了他的小說人物描寫的重點和寫法。
其一、汪曾祺說：“我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
他認為好的小說應該像散文詩：“如《釣人的孩子》、《職業》、《求雨》，就還有點散文詩的味道。
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并無墻壁（阿左林和廢名的某些小說實際上是散文詩）。
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點散文詩的成分”［8］。
正是他對短篇小說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說淡化了情節，減少了對人物心理的描寫，過濾了小說中的嚴肅性，讓小說呈現出平靜清新的味道。
這一點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肅的、嚴峻的思考。
這類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不想對這世界做拷問和懷疑。
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來的硬度”［9］。
這樣，他筆下的小人物就不是敘述的重點了，人物命運前因后果的追問就被文體創新所省略了。
所以陳小手這樣的人生悲劇竟然也沒有了悲的感覺。
其二、汪曾祺是一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有著相當深厚的認同感，是一個主張弘揚民族性中的互尊互愛，相濡以沫傳統美德的人，是一個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
他說過，“我受影響較深的還是儒家……我覺得儒家是愛人的。
因此我自詡為中國式的人道主義者”［10］。
這種人道主義思想體現在汪曾祺對小人物的描寫中，悲劇不直接寫，不擴展寫，不加重悲劇的成份。
《虐貓》寫的是幾個小孩子在**期間虐貓的故事。
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涌、徐小進都是上小學三年級的小孩子。
**期間，大人們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沒有人來管他們，他們就只有一起虐貓。
他們捉住一只貓，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們把貓弄死。
他說：一只貓，七條命，姥姥告訴他的。
“去你一邊去！什么‘一只貓七條命’！一個人才一條命！”
后來李小斌也不反對了，跟他們一塊到處逮貓，一塊玩。
他們把貓的胡子剪了。
貓就不停地打噴嚏。
他們給貓尾巴上拴一掛鞭炮，點著了。
貓就沒命地亂跑。
他們想出了一種很新鮮的玩法：找了四個藥瓶子的蓋，用乳膠把貓爪子粘在瓶蓋子里。
貓一走，一滑；一走，一滑。
貓難受，他們高興極了。
后來他們出了一種很簡單的玩法：把貓從六樓的陽臺上扔下來。
貓在空中慘叫。
他們拍手，大笑。
貓摔到地下，死了。
他們又抓住一只大花貓，用繩子拴著往家里拖。
他們又要從六樓扔貓了。
出什么事了？九樓七門前面圍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從六樓上跳下來了。
來了一輛救護車，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涌、徐小進沒有把大花貓從六樓上往下扔。
他們把貓放了。
④
文中一開始指明他們本來是一群活潑可愛，頑皮淘氣，尊重生命的小孩子。
“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資派。
顧小勤、張小涌、徐小進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
顧小勤、張小涌、徐小進不管這些，還是跟李小斌一塊玩。
沒有人管他們了，他們就瞎玩。
撈蛤蟆骨朵，粘知了。
砸學校的窗戶玻璃，用彈弓打老師的后腦勺。
”他們為什么會“虐貓”，去做這種殘酷的事呢？這與他們小小年紀是極其不相符的。
“看大辯論，看武斗，看斗走資派，看走資派戴高帽子游街。
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們也跟著看了好長一段街。
”很明顯，他們是受了大人們的影響。
大人們的行為給他們幼小純潔的心靈帶來了深深的傷害，因此他們小小年紀就做出了這樣殘酷的事情。
《虐貓》中蘊藏了幾條悲劇內線。
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樓身亡；三是李小斌、顧小勤、張小涌、徐小進他們在**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
但是這篇小說卻沒有給人以悲的感覺。
因為作者并沒有去發掘這些悲劇內涵。
他把悲劇內涵都隱藏在小孩虐貓的事件中， 只用幾句平淡的話提了出來。
正是汪曾祺對悲劇的這種處理手段，沒有讓人物直接面對殘酷的悲劇結果。
所以李小斌悲慘的命運就不能讓讀者直接體會出來。
其三、一個作家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他的創作思想會受到許多作家的影響。
當然汪曾祺在創作生涯中也會吸收其他作家的創作方法以及創作思想。
董瑾認為汪曾祺小說繼承了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對自然健康人性的謳歌和呼喚［11］。
我們可以從《受戒》與《邊城》的對比看出，他受其老師沈從文的影響是很大的。
《邊城》沈先生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寫的是湘西邊城小鎮茶峒一個古樸的愛情故事。
在湘西風光秀麗、人情質樸的邊遠小城茶峒，生活著靠擺渡為生的祖孫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壯，孫女翠翠十五歲，情竇初開。
他們熱情助人，純樸善良。
兩年前在端午節賽龍舟的盛會上，翠翠邂逅了船總順順的二少爺儺送，從此種下情苗。
儺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歡上美麗清純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親。
此時，王團總也看上了儺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兒嫁給儺送。
儺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為妻，寧愿作個擺渡人。
于是兄弟倆相約唱歌求婚，讓翠翠選擇。
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對手，為了成全弟弟，外出闖灘，遇意外而死。
儺送因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無心留念兒女之情也駕船出走了。
外公經受不住這樣的打擊，終于在一個風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獨的翠翠。
翠翠孤獨地守著渡船，癡心地等著儺送歸來，“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小說描繪了湘西山水圖畫和民情風俗，講述了一個古樸的愛情故事，表現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給人呈現出一幅詩情濃郁的湘西風情畫。
其實小說也隱藏了一個悲慘的愛情故事。
翠翠、儺送、天保三人之間的愛情糾葛，導致天保外出闖灘身亡，儺送駕船出走而失蹤，翠翠爺爺經受不住打擊而歸天，順順家人及親戚整天憂心忡忡，翠翠獨自一人等待儺送的歸來。
這個愛情故事讓兩個人喪身，一個人失蹤和兩個家庭破裂，這應該是一個很悲慘的結局了。
但是沈從文無意去開掘這個愛情故事的悲劇內涵，刻畫悲劇性格，而是意在創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園牧歌［12］。
為了繼承老師對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寫了小和尚明海與村姑小英子的戀愛故事。
小說除了寫了明海和小英子的愛情故事，還寫了和尚們殺豬、吃肉、打牌、搓麻將以及他們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鄉和諧溫馨、幸福美滿的田園生活。
和尚們的生活可謂沖破了人與宗教之間的隔膜，真摯感人，充分地顯現了作者對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談到過契訶夫對他的影響。
“外國作家中，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非常喜歡契訶夫……我喜歡他的松散自由、隨便、起止自在的文體；喜歡他對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溫情”［14］。
對契訶夫的喜歡，讓汪曾祺喜歡寫說不上是悲劇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結語
總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雖然讀者常常看到很悲傷的結局，但是這些結局并不能給讀者以悲劇感。
這是因為作者以獨特的藝術手段，對小說的審美內容進行了處理，過濾掉了沉重的悲劇色彩和成份。
這樣小說中余留下來的悲傷結局，就不能讓讀者感到悲劇的氛圍。
這就是汪曾祺小說悲劇不悲的原因了。
望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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