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曾鞏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其文學成就歷來受人矚目，而他對古籍整理的貢獻，在校讎學史中同樣占有一席之地。
曾鞏在館閣時，仿劉向校理群書，每校一書，除訂勘文字外，還考察古籍的流傳情況，尤其重視篇章離合及篇目的考訂，因而被稱為“上承劉向的又一個劃時代的校讎家”（孫欽善《古代校勘學概述》，《文獻》1981年第九輯）。
曾鞏（1019—1083 ），字子固。
宋仁宗嘉枯二年（1057年）登進士第，授官太平州（安徽省當涂縣）司法參軍。
嘉祜五年（1060年）三館秘閣各置官編校書籍。
由于歐陽修的推薦，曾鞏人京編校史館書籍，歷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等，一直到熙寧二年（1069年）自求外任為止，在館閣中度過了九年的時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古籍整理活動。
整理歷代書籍是一項非常艱苦而費時的工作，例如對《梁書》和《陳書》的編校，就使曾鞏等人付出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梁書》共有五十六卷，作者系唐朝散騎常侍姚思廉，是一部紀傳體南朝梁代史，思廉父姚察在隋時撰有舊稿。
《陳書》共三十卷，成書于唐貞觀十年（636年），也是姚思廉在其父舊稿的基礎上續成。
這兩部史書比較真實地記載了南朝梁、陳兩朝的歷史，內容扼要，敘事嚴謹，文字精練樸實，堪稱古之良史。
歐陽修在其《新唐書·姚思廉傳》中，對姚思廉“推究陳事”、“編次筆削”（《新唐書》卷四十六）之功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這兩部史書傳至宋代已為數不多，十分罕見，且傳本也多脫誤。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曾鞏等奉詔校讎這兩部書，根據館閣所藏的版本，曾鞏認為“恐不足以定著”，于是奏請朝廷，“愿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陳書目錄序》，《曾鞏集》）。
至嘉祐七年冬季，集中了各地送來的藏本，嘉祐八年才最后校定，歷時二年。
曾鞏之所以花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是因為他體會到要成就一部書，是極不容易的。
他在《陳書目錄序》中說：“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后乃成，蓋其難如此”，如果有所散佚，豈不可惜，因而精校它使之傳于世。
有些古籍，由于年代相隔太久，因而失散不少。
為了盡可能使這些失散的古籍得以完復，曾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戰國策》記載當時謀臣、策士游說各國或互相辯論時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和斗爭策略，共三十三篇，傳至北宋時已有散失，為了把篇章補齊，曾鞏“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使“《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戰國策目錄序》）[1]。
孫樸《戰國策后記》中載“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考研錄》，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可見曾鞏在補齊篇目的基礎上，還對此書進行了反復的校勘。
《說苑》一書為劉向所撰，原為二十卷，傳至北宋時，據《崇文總目》載：“今存者五篇，余皆亡。
”曾鞏四處尋訪，多方搜集，從一些士大夫家中又找到了十三卷，與所存五卷相配，共有十八卷，僅比原本少二卷。
對這十八卷，曾鞏都作了詳細校正辨誤，這才使得《說苑》能比較完整地流傳下來。
曾鞏校書，有奉命單獨為之者，也有集體合校的。
如《戰國策目錄序》末署“編校史館臣曾鞏序”，顯為一人所校。
又《新序》、《說苑》兩序中皆自稱“臣”，當亦一為之。
再如《南齊書目錄序》中稱“臣等”，末具“臣恂、臣寶臣、臣穆、臣藻、臣洙、臣覺、臣彥若、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當為曾鞏與眾人同校，并總領其事。
《梁書》、《陳書》兩序皆稱“臣等”，并且末具“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當亦如此。
至于私自校理，亦當不少，據《李白詩集后序》可以推知。
曾鞏說：“《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七十六篇。
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知制浩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
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
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
在館閣校理的九年中，曾鞏為挽救和保存我國豐富的文化遺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經他校定的古籍有：《梁書》、《陳書》、（南齊書》、《鮑溶詩集》、《烈女傳》、《新序》、《說苑》、《戰國策》、《徐干中論》、《李白詩集》、《唐令》、《禮閣新儀》等十幾種。
但這僅是流傳下來的情況。
據曾肇的《行狀》載，曾鞏“平生無所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曾鞏集·附錄》），可以推知，他還編校過其他古籍，只是由于文獻的闕佚，我們今天不知其詳情罷了。
二
曾鞏一生專職編校書籍多年，取得豐碩的成果，對后世校雌出版事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首先，對后世古籍版刻方面的影響。
曾鞏在館閣中校理的古籍，校勘精審，為后世古籍的刊刻出版提供了較好的定本。
例如，著名的“眉山七史”，所依據的底本就是曾鞏等人校定過的。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1067年），曾鞏校定《南齊書》、《陳書》、《梁書》，再加上劉恕等校定的《后魏書》、王安國校定的《周書》及宋徽宗政和年間校定的《宋書》、《北齊書》，在當時雖頒給學官刊印，但在民間流傳很少（《郡齋讀書志》卷五）。
經過靖康之變，北宋所收集的文獻典籍損失很大，胡應麟將其列為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書籍“十厄”（《少室山房筆叢》卷一）之一。
所幸當時的四川沒有遭到戰爭的破壞，書籍還保存較多，在宋高宗崇儒尚文政策的影響下，南宋政府著手搜求缺佚書籍。
當時四川轉運史井憲孟將搜集到的南北朝七史，于紹興十四年（1144年）在眉山刊行，即后世所稱的“眉山七史”。
后世學者在進一步校勘《戰國策》時，經常將曾鞏所校之本拿來參證。
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1093年），孫元忠“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進行校勘，“后又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遂為定本”（《書閣本戰國策后》）。
顧廣圻《戰國策札記后序》云：“伯聲（姚宏）續校，總四百八十余條，其所是正，亦云多矣，但其所萃諸本，既皆祖南豐。
”（顧廣圻《思適堂集》卷七）
其次，對后世學者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影響。
曾鞏目錄序中所記錄的校勘經過，作為校讎成果，常被后世學者所參證。
如《四庫全書總提要》在考證《新序》的版本流傳時，發現《新唐書·藝文志》記劉向《新序》三十卷，而曾鞏校書序則言“今可見者十篇”，認為“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本為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
晁公武謂曾子固綴輯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
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即曾鞏校定之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還對曾鞏《戰國策目錄序》中未說清之處，進行了考辨，“蓋鞏校書之時，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誘書適有其十，惟闕第五、第三十一。
誘書所闕，則官書悉有之，亦惟闕第五、第三十一。
意必以誘書足官書，而又于他家書內摭二卷補之。
此官書、誘書合為一本之由。
然鞏不言校誘注，則所取惟正文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十一）。
王琦在《李太白集輯注跋》中對曾鞏目錄序中所言《李白集詩》中的篇目數給予辨析，言“南豐曾氏序，謂太白詩之存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今蕭本詩只九百八十八篇，繆本只九百九十八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數。
賦與文六十六篇，較舊文又多其一，疑非曾氏所考次原本矣。
意者曾氏并數魏萬、崔宗之、崔成甫三詩于內，故云千有一篇”（詹锳主編《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三》）。
再次，曾鞏目錄序中的觀點對后來學者的影響。
對于曾鞏在《禮閣新儀目錄序》中的見解，張伯行說：“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南豐謂能合先王之意，即因之說，謂不必追先王之跡，即所損益之說。
養民之性、防民之欲二語，尤為一篇大關鍵。
蓋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于此可得其大凡矣。
”（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十四）何良俊在《說苑新序序》說：“觀鞏之序《說苑》，譏子政以不能究知圣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尤欲有為于世，妄其枉己而為之。
至論《新序》，則以為秦漢絕學之后，學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
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奪失實，蓋竊疑之焉。
”（趙善詒《說苑疏證》附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章學誠《刪訂曾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古人序論史事，無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
蓋其窺于本源者深，故所發明直見古人之大體也。
先儒謂其可括十七史之統序，不止為《南齊》一書而作，其說洵然。
”《文史通義新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陸隴其認為“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
其文章之奇，足以悅人耳目；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
夫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陸隴其《戰國策去毒跋》同治九年六安求我齋重刊本）。
三
由于主客觀的原因，曾鞏在校勘的過程中也難免存在一些失誤，如：
1.《列女傳目錄序》中云：“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芣苡》、《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
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
”然在漢初時，傳播《詩經》的有魯、齊、韓、毛四家，魯、齊、韓三家所傳授的詩，通稱為三家詩，其中魯詩源于申公。
《漢書·楚元王傳》云，元王交少時，嘗與申公俱受詩于浮丘伯，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向為元王四世孫，所稱蓋魯詩說（《漢書》卷三十六）。
至東漢，學者馬融、鄭玄推重《毛詩》，分別為其作注作箋，《毛詩》遂盛行于世，三家詩逐漸衰亡。
劉向的（列女傳》所采是《魯詩》說，而曾鞏卻執《毛詩序》來批評劉向，不能不說是一個疏忽。
2.曾鞏在校勘徐干《中論》時，經考證“知館閣及世所有干《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就認為《中論》所缺失的篇章已經亡佚，卻不知與曾鞏同時代的李獻民看到的別本《中論》有《復三年》、《制役》二篇（《郡齋讀書志》卷十），惜曾鞏未見，而使不全之本相沿流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李獻民者，李淑之字，嘗撰《邯鄲書目》者也。
是其書（《中論》）在宋仁宗時尚未盡殘闕，鞏特據館閣不全本著之于錄，相沿既久，所謂別本者不可復見，于是二篇遂佚不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一）。
3.《說苑目錄序》言“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五篇，余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
曾鞏所校書與劉向原著書篇目相當，但卻并不是原書的復完。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曾鞏所校之《說苑》“止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實闕第二十卷（《郡齋讀書志》卷十）。
此書后有高麗進呈本才得以真正補齊，陸游在其《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記載了這件事，“李德芻云：‘館中《說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
曾鞏乃分《修文》為上下，以足二十卷。
后高麗進一卷遂足’ ”（《渭南文集》卷二十七）。
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宋初圖書散佚、錯亂的情況非常嚴重。
曾鞏校書的成果表明，他不僅仰慕劉向，也的確做出了實際貢獻，其有功于文獻典籍的整理、流傳，是應該得到充分肯定的。
因此，我們在注重曾鞏的文學成就的同時，也不要忽視他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貢獻。
注釋：
[1]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自序》云：“鞏稱‘盡得其書，三十三篇復完’，實則已缺一篇，非劉向之舊矣，蓋析分以合三十三篇之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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